【苏轼与天下第二泉】 文／简丁

　　锡惠公园内的天下第二泉和阿炳的二胡曲《二泉映月》一道，早已天下闻名。位于惠山东麓的天下第二泉，原名惠山泉。唐代茶圣陆羽曾到无锡访友，居惠山寺，他对惠山“泉源渊沦，篁木浓翠”的景色很是赞赏；饮过惠山泉后，对清冽甘美的泉水更是倾心。后来陆羽品评天下水为二十等，惠山泉位列第二，天下第二泉的美称于是产生。比陆羽稍后的唐代无锡籍大诗人李绅，对家乡的泉水同样青睐有加，认为二泉“乃人间灵液，清鉴肌骨，漱开神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也”。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风雅名士，嗜好饮茶的苏轼对此名泉自然不肯放过。他于宋熙宁七年（1074）携小龙团（茶名，产于福建，形状类似圆饼）来无锡试饮二泉。品尝之后，大加赞叹，认为它是“乳水”，“色味两奇绝”。后来到了杭州，还写信给当时任无锡县令的焦千之索取泉水。谪居惠州后，对无锡二泉仍是念念不忘，有一僧人惟德，用当地泉水待他，他饮后觉得味近二泉，便高兴地将该泉题名为“通惠泉”。

　　【尤袤·益斋·万卷楼】 文／尤伟

　　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为尤袤（1127－1204）写过一篇《益斋书目序》。这“益斋”，即使对无锡人来说，也是陌生的。世人只知尤袤建有“万卷楼”，如今“天下第二泉”南侧还有后人重建之小楼一座，大多不会知道无锡还有个“益斋”。

　　 在这篇《益斋书目序》里，杨万里记载，他曾与尤袤“秉烛夜语”，并问其“闲居何为”，尤袤的回答非常著名：“我所抄书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尤袤躲在书斋里抄书，连杨万里都不可理解。其实，后来这“汇而目之”的，可能便是《遂初堂书目》。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它将古籍分为四部，即经九类，史古八类，子十二类，集五类，保存了宋代以前许多有价值的书，而且往往一书而兼载数本，对版本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所以，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说它：“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概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实在它是开了版本目录学之先河！

　　 尤、杨二人关系非比一般。《无锡金匮县志》说：“乐溪居（尤袤晚年所筑之花圃）在西郊梁溪之上，后有高冈眺望，最得溪山胜概，题曰‘乐溪’。故所著有名《乐溪集》者五十卷。中有‘万卷楼’、‘畅阁’、‘来朱亭’、‘二友斋’。”其中“二友斋”之二友，就是指杨万里和陈亮。

　　 杨万里和尤袤无所不谈，而且常常相互戏谑。杨称尤为“蝤蛑”，尤称杨为“羔儿”。交谊如此之深，所以当尤袤整理出藏书目录后，杨万里便撰写了一篇序。

　　 尤袤的生活年代，距今已有800年，我们当然无法了解这益斋是否便是万卷楼，这书目是否就是《遂初堂书目》。但据情理推测，也许是肯定的。因为，杨万里作序的年代，为淳熙五年（1178）以后，而尤袤的逝世时间为嘉泰四年（1204），在这20多年中，他藏书愈来愈多，书目愈来愈完善，书斋从早期的“益斋”改为“万卷楼”，《益斋书目》也就改成《遂初堂书目》，这是情理中的事。

　　【高士有洁癖】 文／荣斋

　　在古代小说笔记中仅以“高士”称之而不名，却不致与旁人相混淆的，恐怕只有倪云林。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至少，说明他确实有着某种与俗流迥异的个性。不管怎么讲，洁癖，是应当算在他个性成分之内的东西。
明代王元禹《寓圃杂记》载录：

　　倪云林洁病，自古所无。晚年避地光福徐氏。一日，同游西崦，偶饮七宝泉，爱其美，徐命人日汲两担，前桶以饮，后桶以濯。其家去泉五里，奉之者半年不倦。云林归，徐往诣，慕其清 阁，恳之得入。偶出一唾，云林命仆绕阁觅其唾处，不得，因自觅，得于桐树之根，遽命扛水洗其树不已。徐大惭而出。

　　 这是个很著名的例子，倪云林的洁癖可谓清高得不近人情，既不符合交友之道又不符合待客之礼，徐氏的“大惭而出”多一半倒是气恼。这不由我联想起明代顾元庆《云林遗事》对清 阁中厕所的记述：“其溷厕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一个厕所尚且如此精益求精，当然容不下别人在阁中随地吐痰了。

　　 倪云林的洁癖和孤高，一定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些平日自以为是的同行，这里面又难保没有嫉妒和瞎起哄的因素，因此当时就有许多人造他的谣，偏偏说倪云林临终前患痢疾，所谓“秽不可近”，又说他是被朱元璋扔进粪抗淹死的等等。总之，你生前不是爱干净吗，我偏叫你落个肮脏的下场。这也算得上一种典型的中国思维模式。

　　 倪云林晚年浪迹江湖二十余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生活在漂泊转篷中。这年的热天，他作诗道：“暮投斋馆静，城郭似山林。落月半床影，凉风孤鹤音。汀云萦远梦，桐露湿清琴。喧卑静尘虑，萧瑟动长吟。”这才是一个正大的高士形象。挨到十一月十一日，七十四岁的老人就再也不作诗了。


　　【水居中的高攀龙】 文／苏迅

　　有次我到无锡市博物馆翻阅明末抄本《高忠宪公诗手稿》，倾读之下，欢喜无尽：原来高攀龙的诗是作得这般高明的！高攀龙做官的时间并不长，先后倒有三十来年赋闲乡居。他在五里湖西南畔修建了读书处－－水居，《锡山景物略》载：“室筑水中，堤环水外，湖又环堤外，小桥通焉……有一小楼，名可楼。堤前筑一石台，象圆，名月坡”，高攀龙在此居住大约二十余年，创作了大量诗歌，许多文人来此盘桓。高攀龙有不少诗直接以水居命名，如《水居漫兴》十五首，其中第四、第九和第十二首分外精彩：“杨花点点上下，燕子飞飞去来。春色行看尽矣，山茶还有未开”；“一点两点村火，三声四声渔歌。半生得趣不少，百年好景无多”；“马鞍岭上振衣，鼋头渚边濯足。一任闲往闲来，笑杀世人局促”。《 光山中杂诗之三》也是极为道地的好诗，将景色描绘得色彩斑斓，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山黛浓于染，丹枫间翠竹。远见白石间，山僧结小屋。”这样的好句很自然使我想起王维的“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来。另一首《芭蕉》：“山人昼静室，焚香读周易。冷然万念空，芭蕉照人碧。”题为芭蕉，全诗唯最末一句直写到芭蕉，前三句俱为人事，却字字紧扣住了芭蕉，中国诗歌的妙处正在于此。

　　 天启六年三月，宦官魏忠贤再次掀起东林志士的逆流。高攀龙闻讯，从水居回城，自沉于家园。

　　 据秦铭光作于民国年间的《锡山风土竹枝词》载，“五里湖高子水居，于清光绪廿二年丙申，由可桴裘先生等集资兴复。数年前被火毁焉”，又说“水居于十九年庚午由高氏及地方人士兴复旧观，惟勒石之像无克重摹”，可见水居在清末和民国修复过两次。解放后，五里湖畔围湖造田和发展养殖，水居就消失了。前些天，我在湖四周兜一圈，看不到一点遗迹。事后，有位老先生告诉我，水居遗址上现在是水产养殖场，房舍的石阶上，还寻得着当年的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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