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少听见但又很熟悉，他说：“有事在苏州，明天回南京，想见见您，明天顺道到您家……”呵，是小姚，姚勇，是阔别了十来年的小姚要来看我，我快活得眯花了眼——小姚和我已经有二十来年的交情了，他原是无锡武警消防中队的文职人员，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他调到南京去工作，后来，大家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连电话也少得要几年才偶尔接到一个。他要来，连我老婆也高兴，说：“唉，他怕要四十了吧，那时候……”

　　 那时候，小姚还年轻，刚高中毕业，从句容参军不久来到无锡。按理，一个年轻消防战士，一个步入老年的农村中学教师，是很不容易结交的，主要是没有机会。但我不但与小姚成了好朋友（那些年，他几乎每月都要到我家一二次），还结交了好些其他的年轻朋友。为我们创造这机会的，是我终身感激的无锡市工人文化宫。

　　 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刚从下放地苏北回无锡当教师，偶尔也写些东西在报刊发表。一次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市作协的前身）的活动中，在文化宫编报纸的马金中同志约我写点东西，并问我能不能为文化宫办的业余教育的“文创班”讲些课。我听说“文创班”的课程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写作等，相当于大专课程，我说：“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怕不行吧。”老马再三鼓动我，我说：“我自问古典文学还没有脱功，就试试看吧。”老马一回去，告诉了文化宫当时负责“文创班”工作的刘纯同志。不久，我就在老马、老刘的鼓励中，走上了“文创班”的讲台，不过，由于古典文学一门已经有人讲了，我就改讲了一个班的现代文学。

　　 记得当时“文创班”有好几个班级，借市七中（今江南中学）的教室上课，每星期上好几天课，我要讲的课在星期二、五的晚间。由于我所执教的中学在郊区农村，我还担任政教工作，傍晚要学生全离校后我才能离校，再骑车到城里，到那里正好赶上“文创班”的上课时间。我是当教师的，绝不能因为自己吃晚饭而迟到，让听课人等，那是一种失职。所以，我总是晚间在“文创班”和听课的年轻人一起在两堂课里探讨完当天的课程，才和大家暂时告别那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先贤和作品，再骑车回荣巷家里吃晚饭。无论晴好或风雨，基本上都如此，我从没有迟到过一次。
至于讲的课，是我自选的教材，所据主要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幸亏从小爱读书，每周要讲的课也总在课前的星期天准备好，当然少不了翻查些书籍资料，也都做到事前抽空寻找阅读过。起先几堂课，讲后很有顾虑，不知道听课的年青朋友们的反应，课间休息时候，我和他们谈谈，见他们还较满意，才放下心来。就这样，课间和他们谈话就除了习惯，情感也逐日交融起来。

　　 自那时候起，星期天和节假日，“文创班”的年青朋友们常常到我家里去，一起谈读书和写作，也有向我借书的，更多是让我阅读他们创作的文稿和诗稿，我都仔细阅读，在适当的时候和他们一起探讨。他们的这些作品在报刊发表了，也会高兴地来告诉我，和我一起分享欢乐。小姚就是那时经常到我家去的年青朋友之一，这个外在形象斯文多礼，朴实谦逊的年青人，很得我全家的欢迎。我更赞赏他的勤奋好学，深思创造。数年之后，他调到江苏省消防总队，除写作外，还掌握了摄影艺术，成了《火警》杂志的摄影记者和编辑。他总记着我，每一期的《火警》杂志都按期寄到我学校。

　　 后来，我迁居并在家退养了，前几年小姚从我学校查讯到我的电话号码，我们才又联系上。这次，已经佩了中校衔的他，特地来探望我了，交流了我们的近况。我最关心的是他的创作成就。他只说现在他以摄影为重点，前两年曾到台湾去开了个人影展，当地各界媒体都作了报道。另外，他还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某杂志稿约，发表了好些摄影作品。他也还写作，在国内一些报刊上有所发表。我很为小姚高兴，同时，我们也说起了当年的“文创班”和班里的其他青年朋友——现在，他们也不青年了，许多人成了文学、新闻、影视界独当一面的壮年专家好手，我手头就有他们送给我的个人诗、文的专集。

　　 送走小姚时，我深有感慨地说：“你我都没有忘记‘文创班’。噢，这个工人文化宫，几十年里，无论是普及和提高，确确实实为无锡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真堪称是无锡文化的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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