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为了更加深刻地了解和研究苏州，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与苏州博物馆、古吴轩出版社等单位通力合作，从数以万计的馆藏文物中遴选出300余件，编纂成《苏州文物菁华》出版问世。全书分“古物纵览”、“陶瓷聚珍”、“工艺集粹”、“翰墨雅韵”四个部分。卧游其间，仿佛进入了一条绵延万年的历史长廊、一座多姿多彩的艺术宝库，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

　 三山岛发现的旧古器揭开了一万多年前苏州地区人类活动的序幕。

　 澄湖出土的刻有原始陶文的贯耳罐和保存完好的彩绘陶罐，绰墩出土的鸟纹阔把黑皮陶壶，草鞋山出土的十二节玉琮，罗墩出土的双龙环形玉佩，都是不可多得的新石器时代的艺术珍品。

　 著名的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鉴、吴王夫差，以及何山出土的楚途、严山出土的王室玉器、真山出土的整套玉敛葬饰件、虎丘千墩坟出土的蟠螭三足提梁和铜鼎，展现了春秋吴国盛极而亡的历史轨迹。狮子山西晋墓土的谷仓罐、牛厩等青瓷，反映了当时江南的社会生活。虎丘塔中发现的五代青瓷莲花碗，瑞光寺塔土的真珠舍利宝幢和彩绘四天王内木函等珍贵文物，为研究当时的文化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陶瓷是我国的一大特产。吴县出土的元代釉里红云龙瓷盖罐，造型庄重，纹饰别致，釉面肥厚，发色艳丽。当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鉴赏后，赞不绝口，认为无论造型和纹饰都称得上是元代瓷器的上乘之作，堪称国宝。

　 三元元代古墓土的灰陶枇杷供器，上有枇杷果实68颗，粒粒饱满，大如真果。据清《太湖备考》记载：“枇杷，出东山者佳。有黄白二种。”此供器的出土，说明苏州在元代已有枇杷，并被视为珍果。至于传世名器，如宋钧窑鼓钉圆洗，明宣德缠枝菊花口盏托、正德黄地绿龙盘和里外娇黄盘，清雍正斗彩牡丹蝴蝶盘、乾隆青花红彩海水龙大盘，清初陈鸣远紫砂桂枝歇蝉笔架等，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苏州历来是我国手工艺品的传统产地，素以精致见称。宋代“吴郡包成祖”、“平江孙荣”制作的泥孩儿，天真可爱，富有生活气息，表现出极高的雕塑艺术，印证了《东京梦华录》上“惟苏州极巧，为天下第一”的记载。吴郡缂丝名家沈子蕃的《梅花寒鹊图轴》，春梅竞放，竹枝横斜，双鹊顾盼生姿，俨然一幅工笔花鸟图画，被公认为宋代缂丝的代表作。元代银作名家朱碧山于至正五年（1345）打造的银槎杯，槎舟枯枝杈丫，瘿节错落，老人宽袖长袍，神态安详。人、槎相配，浑然一体。明代琢玉名家陆子冈的白玉牌，造型规整典雅，线条圆转流畅，只寥寥几笔，已雕琢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足见其不同凡响的大家风范。晚清“针神”沈寿的仿真绣《济公》，运用素描中明暗的处理手法，以针代笔，设色精妙，把济公嗜酒如命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州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西晋文学家陆机的草书《平复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传世书法作品。东晋吴国内史、虎丘别业主人的王珣手札《伯远帖》，曾是乾隆皇帝珍爱的“三希”法帖之一。唐代大书法家孙过庭的草书《书谱》、陆柬之的行书《文赋》、“草圣”张旭的狂草《古诗四帖》，笔墨酣畅，仪态万千，字里行间透溢出生机勃勃的盛唐气象。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手书《道股赞》，是其惟一传世的翰墨真迹，落笔沉着，结体规整，一如其为人。范成大的草书《晚春帖》，繁茂流畅，气韵生动，一如其诗文。明代以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和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开创了中国书画艺术的一代新风，他们的书画被奉为东方艺术的珍品。无论是明代成化状元吴宽的题跋、天启状元文震孟的行书诗轴，还是清代潘世恩、彭定求、陆肯堂、彭启丰、翁同龢、洪钧、陆润庠等人的状元扇，一幅幅独标高格，异彩纷呈，展现的是千百年来吴中长盛不衰的敦直文风。

　 文物是历史的遗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索；文物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这或许就是《苏州文物菁华》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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