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蕴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只有了解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才会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现代社会，文化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的“软实力”。软实力是重要的综合竞争力，“长三角”胜出“珠三角”，重要一条是教育，是人文素质。

　　文化，形成不同地区的特色。无锡倚山临湖、通江达海，“水性使人活”、“山性使人实”，太湖山水润而不媚、秀中见雄，形成了“包容、通达、务实、诚信”的无锡文化。九龙山上开掘１３泉，可以消除“王气”，却灭不了无锡的灵气，无锡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何止“三斗六升”。处“江湖之远”，无锡涌现了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无锡文化特色。

　　无锡文化之源长江、黄河文化结合。无锡建城的历史３０００年，但史前文化可直溯８０００年前。无锡彭祖墩、江阴祁头山、宜兴骆驼墩考古成果表明，早在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时期，无锡已有丰富的史前文化。江阴出土的用于祭祀的玉琮，一毫米内刻有数条纹线，软玉硬似金属，刻功令人惊奇。长江史前文化特色在民生方面，稻作文明、蚕丝起源、苎麻织品、生漆利用，长江流域皆早于黄河流域。黄河文化是王族、皇室文化，多年占主流地位。但争王争霸，连年战乱，破坏了生产力发展。随着住民的南迁避乱，经济中心逐步南移。周朝泰伯奔吴、南北朝北方战乱、唐朝安史之乱、宋朝南渡，四次人口大规模南迁，把黄河文化带到了江南。泰伯在无锡兴修水利，带来了社会化生产技术。无锡是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结合，无锡文化早于吴文化。

　　“民本”思想。长江流域的非主流文化造就了“民本”思想。孔孟之道中有关民生、民本思想在无锡籍官员身上得到发挥。“民唯邦本，本固邦兴”，恤民德政成了这些人士的施政思想。历史上无锡出过４个宰相，皆以民生为本。《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作者李绅是无锡人，唐开成年间入京为相。宋高宗时“南渡第一名相”李纲出将入相，数度起用又数度被黜。李纲以“病牛”自勉：“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一生操劳抗金大计。

　　李纲对宗族的遗训第一条是“民持财以生，犹鱼持水以活”。清雍正、乾隆年间，无锡人嵇曾筠、嵇璜先后入阁，专务黄、淮河道治理。“民本”思想还激励无锡人士挑战王权，“锡谷四谏”顾可久等抱着“无惮杀身”之志为民请命，东林志士以“忠臣死社稷”的理念杀身求仁，士大夫气节令人钦佩。

　　“实学”、“实业”思想。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时，

　　中国在讲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进行“”运动——把孔夫子抬到了天上。统治明代思想界的是王阳明“心”学，王在哲学上主张唯“心”——“心外无理”，经济上主张“重本抑末”，伦理上强调“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心”学后期与佛教禅宗结合，“心即理”牗效“即心即佛”牘。针对“心”学的“虚空”，东林学派在理学内部揭竿而起，主张“工商皆本”、“惠商恤民”、“经世致用”、“义利双行”，被后人尊为“实学”。鸦片战争后，民心思强，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大胆提出“以工商为先”，“寓强于富”。近代，无锡薛、杨、荣、唐、周诸家奉行“实业兴国”、“实业报国”，兴办民族工业，使无锡迅速成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的五大工业城市之一。实业兴旺的同时，形成了无锡特有的“实业文化”。针对传统的“耕读”思想，无锡诸望族多有“（后人）不宜为官”的家训，主张“读书”、“办实业”，“百工百业，皆可有成”。

　　无锡文化之脉文脉。文学界有“三学”———“选学”、“钱学”和“红学”，都与无锡相关。“选学”研究昭明太子编文选。１５００年前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在江阴顾山香山寺选编，南梁太子萧统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把文学与“经、史、子”区分开来，收集先秦至南梁文学作品７００余篇。《昭明文选》成为唐朝及以后科举教育的教科书。“钱学”专门研究钱钟书。国学大师钱钟书，博学多才，博闻强记，精通多国语言，毕生“横扫清华牗图书馆牘”。他以强烈的现代意识统领文学研究，不仅使“西学东渐”，而且也使“中学西渐”，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其６５岁完稿的《管锥编》引用了４０００余位作者上万种著作的数万条书证，旁征博引，纵横开阖，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海峡另一岸国学大师钱穆也是无锡人，创办香港新亚书院牗香港中文大学前身牘，一生有关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诸子研究等著作１７００余万言，毕生“以史证经”、“以史证子”，学术思想主张“和合与同化”、“天人合一”。９２岁时在台湾素书楼为学生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赠言学生：“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红学，上世纪４０年代王昆仑有红学专著。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也是无锡人，有“红学”专著２０余种，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戏曲史等方面也多有著述。近日辽宁学者考证提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吴梅村。吴梅村广交江南名士，与无锡秦松龄、“明末四公子”及“秦淮八艳”有交往。无锡人文学上有地位，唐代李绅与平民诗人白居易共倡“新乐府”运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无锡人尤袤与陆游等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宋末元初宜兴人蒋捷的《竹山词》影响明清词坛，顾宪成的曾孙顾贞观与宜兴陈维崧等并称清初“词家三绝”，孙洙选编《唐诗三百首》，徐霞客的游记文学有地位，钱泳的笔记小品也有名气。

　　画脉。“山水有清音”，受太湖山水熏陶，无锡画家多师法自然，讲究“神韵生气”。东晋顾恺之被画坛尊为“画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之称。顾擅画人物，注重“以形写神、神形兼备”，尤重“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传说他画维摩诘像，一点睛画像就好像活了。作《洛神赋图》，洛水女神的神韵气质得到充分发挥，“肩若削成，腰似素约”、“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顾恺之还开绘画理论先河，集画画、论画、评画于—人。元代倪云林的画，格高思逸。乾隆评说：“元明大家，独云林格韵尤超，世称逸品。”其画多平山远水疏树瘦石，“一石一木，自有千岩万壑之趣”，意境清远、简洁、超逸，惜墨如金的简约画风一扫绮靡尘俗之气。

　　王绂的墨竹，邹一桂的百花，吴观岱的松壑鸣泉，胡汀鹭的花鸟，徐悲鸿的奔马，陈旧村的游鱼，钱松岩的山川，秦古柳的黄山等，无不源于对生命之观察入微。徐悲鸿力主中国画改良，一反清代拘于守法守旧的画风，反对摹古师古，提倡凭实写实，开“现实主义”新风。

　　乐脉。“以乐传辞”、“以文化乐”，吴地早有音乐传统。江南丝竹有３个来源：昆曲曲牌、道教音乐、吴声歌曲。首先是昆曲，“无锡曲道之盛，自明季已然”。参与昆曲改革的，有“善吹箫管”的无锡人陈梦莹、顾渭滨、吕超涓等。昆曲由于明朝廷的重视而盛行，家庭戏班、曲宴、曲社蔚然成风。明万历年间，无锡人邹迪光的邹园拥有两套戏班子为江南第一，“优童数十，极一时之选”，据考曾上演全本５５出《牡丹亭》。崇祯年间，无锡曲友创天韵社，发展到同光年间，“社中曲友善度曲器乐者，多至七八十人”，天韵社绵延３００多年。无锡人吴畹卿“精音韵，善度牗作牘曲，工三弦、琵琶、曲笛牗定音笛牘，为梁溪清曲之集大成者”，光绪年间起主持天韵社凡５０年，梅兰芳曾受教于门下，晚年弟子有杨荫浏等。嘉庆二十四年，无锡人华秋萍集南北两派之大成，编成并刊行我国第一部《琵琶谱》。无锡人朱勤甫１１岁即学习道教音乐，创作“苏南吹打”鼓曲，１９４７年获得“南鼓王”美誉。华彦钧牗阿炳牘突破道教音乐的程式化，“依心而作、随感而发”，“融情入琴”、“以情带声”，《二泉映月》融入民间说唱、道教“梵音”和广东音乐的乐汇，以琴声倾诉社会不平和对光明的向往。刘天华借鉴西洋音乐原理改革传统音乐，使二胡定弦定音成为“主音二胡”，首创音乐二胡专业，旋律创作采用调式、调性变换，为民族音乐走向世界打下基础。刘天华还是用五线谱为梅兰芳记谱第一人。民间小曲滩簧牗说唱牘也是无锡音乐的源泉。

　　无锡文化的极品惠山泥人———国家级文化遗产。惠山泥人闻名世界，被誉为“最富有东方色彩的民间工艺品”。１９７９年邓小平访问美国，送给总统卡特的礼品是惠山泥人厂的“京剧脸谱”。

　　惠山泥人起自唐宋而盛于明清。惠山泥人源自佛塑艺术，佛道彩塑技术可追溯至北魏。北方“泥耍”技术是又一来源，宋代南渡，把“泥孩儿”牗摩目候罗牘塑像带到南方，事见《老学庵笔记》和《得树楼杂钞》，乾隆南巡到无锡，命艺人王春林做泥孩五盘，甚是合意，惠山泥人名传全国。

　　惠山泥人取材贴近民众。和颜悦色、眉清目秀的“大阿福”代表无锡“笑”的文化，和善宽容又坚定自信——笑嘻嘻地降服。

　　惠山泥人工艺有“三分彩、七分塑”之说，已总结出“捏塑十八法”和“彩绘七法”。手捏泥人讲究神韵气质，以形传神，工艺重造型、线条、“开相”和配色。京剧内容色彩艳丽，“鲜红娇绿白净”突出“闹猛”；昆剧内容则色彩相对文雅，或恬淡、或含情，形象生动，“一样娥眉夕照妍，桃花含雨柳含烟”。大众作品虽被称为“粗货”，但‘稚拙之中有灵气，质朴之中有哲理”，同样受人民群众喜爱。惠山泥人擅长塑造人物形象，即席塑像是惠山泥人又一绝活，柳成荫曾为西哈努克等即席塑像，被香港大公报称之为“东南神塑”。惠山泥人历代传世之作有陈阿兴的《三十六行》、蒋子贤的《贵妃醉酒》、高标的《关公夜读》、柳家奎的《洛神》、王士泉的《京剧脸谱》等。近年惠山泥人从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创新。作品《醉八仙》、《渔翁》、《福子》、《金童玉女》、《春花》等获国家天马金奖或部级奖赏，《惠山阿福》、《清明上河图》、《庙会》、《高僧论道》、《魁斗星》等被国家博物馆、美术馆、工艺美术馆、图书馆等收藏。

　　紫砂陶艺———红火国际艺术品市场。近日报载，“重庆惊现明朝供春壶，标价１８００万元”，古玩市场又一次掀起了宜兴紫砂热。

　　供春，又名龚春，明代正德年间宜兴紫砂艺人，与时大彬、陈鸣远并称为紫砂壶三妙手，他们的作品都是国宝级艺术珍品。宜兴紫砂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出口名家作品，八十年代起港台形成收藏狂热，紫砂陶艺这一艺术奇葩也逐渐被人再认识。

　　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考古发现５０００年前丁蜀镇附近就会烧造灰砂红陶。紫砂壶兴起于宋代，早在宋时，宜兴丁蜀已形成制陶中心，经普查，现发现古窑６处，隋唐３代窑９处，宋元窑２０处。

　　１９７４年丁山羊角山发掘出北宋古窑，印证“东坡壶”不仅仅是传说。紫砂壶在明代由于皇室消费、陶瓷工艺发展、士大夫饮茶改为“沏泡”而得到推广。文人的介入和文化品位的提高使“字随壶传，壶随字贵”———“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

　　紫砂陶素面素心，充满人文气韵。造型讲究“形、神、气、态”，巧不如拙———质朴、文雅、简约忌浮艳。铭刻是工艺与文化的结合点，综合哲学、文学、书法、绘画、金石、镂刻、考古等多方面知识，“诗书画印”，寄托精神。紫砂以“内秀”见长，铭刻具哲理人文，意味隽永者为佳。近年紫砂雕塑、文房雅玩、壁挂、壁饰等与紫砂壶同步发展，融入了现代雕塑原理，出现了《雪舟学画》、《煮酒论英雄》等一大批创新作品。

　　寄畅园———山水园林之极品。中国园林艺术是自然环境、建筑、诗画、楹联、雕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园随于诗，因心造境”，园林艺术代表艺术的极高境界。园林集诗文画意于一体，筑园名家集诗人画匠于一身，赏园之人，也须有“林泉之心”，方能领略古典园林清逸高尚的意境。

　　寄畅园于明朝嘉靖六年始建，明万历二十年修建、清康熙元年再建。寄畅园秦氏明清二代多人入朝为高官，清代康乾百年间皇帝十三次临幸，雍正年间被抄家，须臾祸福使秦氏家族阅历官场险恶，后人深感山水有情，取意王羲之“寄畅山水阴”，改园名为“寄畅”。

　　康熙元年，秦氏礼请当时造园名家张涟、张钺叔侄再建寄畅园。张涟“师法倪瓒”、“识画理、知画脉”、“善以山水画意造园叠山”。改建后的寄畅园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幽致，又直接引借天然山水，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山水园林。乾隆认为“江南诸名胜，唯惠山秦园最古”，多次游览仍感不足，下令在清漪园牗颐和园牘内仿制了—座惠山园，取名“谐趣园”。

　　苏州、扬州园林为谁“甲天下”而争论不休，无锡园林则似“闲云野鹤”，不愿与“壶中天地”、“咫尺山林”为伍，寄畅园是一幅大写意山水，其立意、选址、布局、造景及借景都在园林建筑史上有地位。

　　“绘画是造园之母”，寄畅园是一幅幅天然图画。雾锁春山、夏雨滴翠、秋叶醉红、雪树银花，四季之景不同。朝阴夕辉、午时花影，云起秋晚，蕉窗夜雨，四时之情有异。高槐古朴、嘉木繁荫，蝉噪林静，泉声入寂，令人顿悟禅意。月落波心，竹炉香茗，霜天寥廓，万籁无声，更觉滤尘脱俗、了悟人生。“林园无俗情”，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怡情悟性，寄畅园的妙处，在其清幽高逸的意境。

　　无锡园林崇尚天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筑梅园，杨翰西造横云山庄，王禹卿、陈梅芳建蠡园和渔庄，都是融园林于天然山水，“为天下布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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