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特别强调名分纲常、忠孝节义，所以才有“名教”的雅称。

　　　明末天启六年，暮春三月，高攀龙自溺于家园池塘。池塘现在江南中学园内，郭沫若“高子止水”的题词十分醒目。高攀龙死于魏党阉逆的是不争的事实，但高攀龙又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不能轻看了纲常名教的祸毒。从这一层意义看，那小小池塘，又仿佛是个“名教”深渊。

　　高攀龙执东林讲席近30年，名满四海；他仕途坎坷，但为官一任都以正直刚介著称，无怪后世敬仰缅怀。然而作为一介儒生，作为理学门徒，长期习染的理学教条深入骨髓，身为大儒，心为庸奴，投死效忠，终为冤鬼。 　　有文字记载，高攀龙投水后的第二天早晨，家人找遍屋里不见人，卧房只荧荧灯火如豆。他们来到后园，只见他“站立水中，左手护心，右手傍岸，衣履整齐，污泥不染……面色如生”，从容、安详。都说是苦练静功的结果，然而，这却是始料未及的。理学家静坐旨在内省，用高攀龙的话说是“胸中理，欲交战，殊不宁贴”，至闭关入定，则“一念缠绵，斩然遂绝。”借句现代话说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觉天命。

　　天命即天理，不是指自然法则或神的意志，而是指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的“理”。朱熹说“理在事先”，就是指君臣父子、尊卑贵贱这些伦常名分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权威性，要求恪遵忠孝节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灭人欲，存天理”。

　　高攀龙为此目标而誓死不懈。他把不忠不孝提到与犯上作乱等同的严重程度。“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对于熹宗，《明史》所论是庸懦之极。他15岁接位，从魏忠贤那儿接受的无非是全套声色犬马功夫，所认的字，不比魏（文盲）多几个，把社稷重任托付给无恶不作的太监，只一句“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而高攀龙却屡屡称颂圣明，“仁之至，义之尽”等等。他仿效诸葛亮规劝刘禅而临死写《遗表》，坦陈孤忠心迹，以死相谏，临表涕零，不胜依依。投池前，他整好衣冠，向着北方叩头跪拜，一如朝仪，并念念有词：“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虔敬得苍天为之动容，真乃祭神如神在。

　　高攀龙投池前的十六日那天，华时亨赶来把前往江南提押“钦犯”的缇骑到苏州后的情况一一禀告：周顺昌已囚服步往衙署在押；县学诸生发动市民募捐与缇骑周旋；余下尚有六人，高名列 周起元后，一并于十八日开读（宣诏?/p>

　　华时亨出身荡口望族，县学庠生，后为复社成员，曾经在东林听讲而侍奉先生左右。他有族人参与了苏州县学生解救周顺昌的活动。时亨冒着砍头磔尸的危险赶来相告，无非要劝先生避锋藏 身。他知道先生于前年十月回籍，并不是因开缺罢官，而是愤于阉党弄权而骤然出走，颇有去祸避害，洁身自爱之意。

　　那年八月，高攀龙升任左都御史，适逢崔呈秀巡按淮、扬贪赃受贿事发，高严词弹劾，吏部尚书赵南星要把他戍边。崔窘急无路，于夜深时便服去魏忠贤那儿跪拜哭诉，并甘为义子。魏便矫 旨谴责赵南星，赵不耐此辱，托病辞职。高攀龙是赵的门生，便也引疾回家。

　　君子之道，用行舍藏，待时以动，无可厚非。

　　华时亨用心良苦，不无道理。高攀龙在五里湖边有“可楼”水居，遥通太湖深处，可以循身隐迹。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宜兴籍东林党毛士龙，缇骑到门，他逾墙夜循，泛舟太湖，隐到崇祯 年间才出任漕储副使。就是东林党人引为楷模的东汉党祸名士中也有个望门投止的张俭，藏到孔融家后又隐到塞北关外，避过了灾祸。

　　这些在高攀龙看来都是自毁名节的大不忠。他回对说：“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在给门生华允诚的《别友柬》中又说：“一生学问，至此少得力”。他拒绝了门生家人为他谋划的脱身计 ，托词：“我欲静思良策”而“独身就理”。

　　高攀龙把这次劫难看作是成全名节的好机会，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样以生命为代价的道德完善，就是为“千古名节”而以身殉道！

　　理学名教的罪孽就在把活生生的人调教成自觉走向屠场不回头的驯羊。高攀龙尤为驯顺。

　　难怪此后的曹雪芹要借宝玉的口痛骂“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是须眉浊物的荒唐。

　　难怪戴震要大喊：“理学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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