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年）和陈寅恪（1890－1969年）都生于文化倾圯、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而他们对中华文化存乎于天地之间都有决定性的信心，都有一股不屈不挠的为往圣继绝学的大气魄。我之所以将他们两人并列在一起，是因为在日后，他们都以命运的不同形式（一个留下，一个离去）表达着对中华文化的信心，意思同王国维先生之死一样：文化，要薪火相传。

　　中年以后，我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我以为在乡村我就可以很逼真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一为简单的生存，一为融于天地之间。所以我想，只要我到了乡村，我就很易于融于天地之间，只要我勤劳，我也就能活下去。不像在城市，生命太尖锐了，也太混浊了，不仅很少抬头看天，也很少涉足于泥土。

　　在城里，我很难将生命这笔旧帐理清楚。
我以前认为，陶渊明、王维、白居易在生命的后期避于山水和乡村之间，是消极而不幸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人生幸福的根本所在。

　　钱先生指出：商业文化起于内不中，故常外倾，农业文化起于内在自足，故常内倾，前者主斗争，后者主调和。前者以为有一外界与我对立，诱其征服，后者常觉外部亦如内部，内外一如。先生认为农业文化的大敌为商业文化，而人类生活必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也最终以和平为本。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听父亲回忆过他在18岁时所使用过的一柄锄头。我还记得他在说这柄锄头时眉飞色舞的样子，他说：“锄柄磨得好亮噢。”我父亲是在1958年从一个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的。

　　这几年，由于我特别想回到乡下去，我曾请求过母亲，但母亲说，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还能再回乡下去？再说，乡下又没有厕所。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中国在农业时代所形成的文化同商业时代的调节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好在中华文化以融和见长。融和只是迟早的事情。

　　钱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说：“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我过去一直有些迷惘，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一会儿在这里建都，一会儿又在那里建都，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北宋之汴京，南宋之临安，辽金元明清之燕京北京，文物建筑虽已星散，然国脉不伤，整个文化传统依然存在，我想像不出中华文化究竟依赖什么得以形象化地表露？而钱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命脉不表现在物质形象上，而是建立于内在精神的承传上的。这一承传虽经20世纪的剧烈动荡而日显模糊，却终有复苏的一天。

　　去年冬天，我老家的舅舅突然出现在我家的院子里，衣衫褴褛。舅舅说，他现在住在一个小茅棚里，用十几块木板钉了一个小床。媳妇们在一年之内连5斤香油，二百来斤粮食也不愿意给他。他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想跳到长江里一死了之，因为他们既然连米也不愿意给他，当然不会出什么火葬费，而在长江里死去是不需要什么火葬费用的。

　　据舅舅说，现在乡下媳妇之凶比起城里媳妇有过之无不及。媳妇和儿子住在小二楼里，水边的小茅棚里住的就是公公和婆婆。这好像正是20世纪思想界所要求的平等独立自由之恶果，而我中华文化向以饮水思源，即以忠孝为本的，忠孝乃我中华文化之命脉，命脉既伤，我舅舅也只好葬身江水，无处可存。怪不得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呢。

　　陶渊明先生的一首诗《拟古·第九》中有：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中国是一个讲究知行合一的国度，值此纷纭动荡的20世纪，王国维、陈寅恪、钱穆三先生不仅有言说，也有为他们的言说作注脚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的言说。人，只有在他可以自由地出入他所言说的精神国度时，他才能开始言说，否则，只能贻笑于天下。熊十力先生弟子徐复观有言：20世纪很多人都不配写入儒林传和文苑传，因为他们不仅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们的行为也没有去注解他们的学说。狭小的自我使他们崇奉的学说崩溃了，我们只好承认：我们所缔造的精神国度是脆弱的，没有强度的，对“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叛逆恰好鲜活地影射了宣扬自我，无休无止地为个人服务的20世纪的全貌。

　　可是，我总以为，每一个时代都是有榜样可循的，譬如王国维先生之死就同二千多年前的屈原之死如出一辙，也同明末最后一个儒学家崇祯皇帝自缢后以来恪守自己学说的刘宗周一脉相承，而陈寅恪和钱穆又与王国维一脉相承，他们都自由地出入于自己学说的国度，此一国度同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亦水乳交融，毫不相违。

　　钱先生于1938年撰述《国史大纲》，陈寅恪晚年目盲体衰，穷十年光阴（1954－1964年），完成《柳如是别传》，其中定有深意。
最后，我想引用钱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尾声，“在中国历史上，历古圣哲大贤却不把自由平等独立这几个字来教训人，正为有更高更深的一层教训在。现在我们则接受了西方人的事业观，接受了他们的竞争观，又加上自由平等独立这许多字眼，许多呼号，我们全跟着西方走上了一个不安的社会。”

　　钱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去香港后，再未踏上大陆，而先生的灵骨最后葬在苏州东山之麓，面对太湖－－苏州是先生完成传世之作《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史记）地名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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