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房桥者，在荡口与鸿声之间的啸傲泾，距锡城40里地。在没有公路、光靠舟楫相通的19世纪末，此地可算是一个偏僻的乡村了。硕学通儒者，钱穆，字宾四，史学大师。1895年，钱穆出生在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的诗礼人家。1990年，以九十又六高龄在台北溘然长逝。

　　 如果撇开钱穆心目中所存在的历史，光看他漫长的一生，就不啻读一部活色生香的长卷。八十寿辰刚过，他就“回念前尘，感怆万端”，写下回忆录《八十忆双亲》，被一位美国汉学家称为“体现了中国文化之精髓”，而且“描述栩栩如生，富有地方色彩，颂扬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价值，有着强大的感召力”。4年后，他又不顾老眼昏花、体力衰颓，重新振笔，花5年时间写成了篇幅更大的《师友杂忆》。这部回忆录在体例上可谓“创格”，全书以“学校”为经，“师友”为纬，勾勒出钱穆自身与其所历之社会的轮廊。钱穆一生除早年局处襁褓之中，晚年息影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无时无刻不是将生命与学校相维系，从7岁求学荡口果育小学，到18岁辍学南京钟英中学；从前前后后执教凡18年的各类中小学，到在此树立学术地位的燕京、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从服务乡梓的江南大学，到创建香港第一所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既记录了现代中国教育的真实瞬间，又缕述了个人自爱不折、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书中更有一道风景线，现代学术史上一流学者的面影历历如绘：胡适、陈寅恪、冯友兰、马一浮等不下百人。最可喜的是晚年钱穆月旦人物时快人快语，依然不作丝毫假借，充分体现出他“偏近刚进”的自我评价。

　　 如果没有“刚进”的个性，钱穆成就的取得就有点不可思议。31岁时，在省三师讲授“国学概论”。当年章太炎的“国学”演讲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上流传的好几种教科书都是章氏演讲的记录稿。钱穆认为章氏分经史子集四部来讲难以赅备。于是另辟，把两千年中国学术思想潮流分期叙述流转变迁之大势，成为一部小型的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术思想史”。36岁时，以《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见知于顾颉刚，顾氏荐之入燕京大学任教。不久钱穆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这篇文章是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全面而有系统的驳斥，同时也丝毫不掩饰与恩人顾颉刚极为相左的见解。顾氏也不以为忤，收录该文在他主编的《古史辨》中。因这篇功力深厚的大作，钱穆第二年就受聘于北大，他在规定开设的两门课之外，特别开设了选修课“近三百年学术史”。该题目梁启超曾在清华研究院讲过，钱穆“因与任公（即梁）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一个只有中学学历又没喝过洋墨水的“后生小子”在学界权威面前毫无逊避之意，更不随社会风气颠倒俯仰，孜孜 地去从历史中寻找中国的文化精神，亦即寻找中国不灭的根据，用他的得意门生余英时的话来说，是“为故国招魂”，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是无比可贵的，但在动荡的激进的时代自然也为人所不理解，有人封他为“文化保守派”，又有人讥讽他“冥顽不灵”。在重新寻找中国历史传统意义的今天，反思前事，这一个个带有贬损口气的标签是多么荒唐呵。

　　 钱穆的硕学，从他一长摞50多种著作的目录就可见一斑，从学术上看，他早期在大陆的著作以《先秦诸子系年》最有价值，它“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改订《史记》之失更是久为学界所激赏”（余英时语）。后期在台湾的著作以《朱子新学案》最具开拓性。“其价值在重新整合理学和儒学的关系，把援释入儒的宋学，收纳回归到儒、释、道合流统贯的传统学术思想的长河中去。”（刘梦溪语）说钱穆是通儒，更是名至实归。他精通四部，而且直承儒统，严守宋明理学，试图重建现代儒家之“体”。

　　 钱穆在倭寇肆虐、空袭相随的岁月里写成的《国史大纲》50万言，最为大众所知，其“引论”曾被从不轻易赞人一词的陈寅恪说成是不多见的大文章，至今读来犹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因为它表达了一种中华民族的信念：“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无亡国灭种之祸，而幸生之族，偷存之国，将充塞于天壤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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