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逸天成郑遂昌，胶西金铁共森翔。新翁左臂新生面，草势分情韵倍长。”这是启功先生为费新我先生1982年在日本举行书展的题诗，也是他对费先生的左笔书法艺术的评价。

　 我于书艺绝对是个外行，当然没有资格对费老的书法评头论足，而费老是何许人，我也知之甚少，听到的也是有关他的左笔书法如何如何的好，求他墨宝的人是如何如何的多，他开的润格又是如何如何的高，仅此而已。压根儿没想到日后因编辑《费新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而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费老，这是一种缘分。读了有关他的书法评论、纪念文章，还有他自己论书画艺术的文章，我才对费老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在完成编书之后，我发现我不只是在读这一篇篇的文章，而是在读费老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一本书，令我百读不厌。我不曾想到费老的左笔竟会有如此的激情和魅力，吸引着懂书法的和不懂书法的人竞相求之；也不曾想到费老的人生会如此地跌宕起伏，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费老是苏州市政协的第一届委员，生前曾为政协写了不少字幅，因此我就能不时地去观赏挂在单位大厅和会议室里他的那些字。在读他的字时，我会旁若无人，会觉得自己不光是在用眼睛看，还在用心和费老先生交流。仿佛费老就在身边挥动着笔，那灵动的身影，凝神屏气的神态，以及笔走宣纸发出的“沙沙”声，犹如自己正置身于他的创作之中。

　 费新我先生1903年12月21日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双林镇。因家境贫寒，他在双林读了几年私塾后又读了三年高小，1918年考入上海敬业书院后只读了半年就辍学在家。翌年，也就是他16岁时经人介绍进了上海协恒庆出口号学生意，如他自己所言，是“少小离家，沪上谋食”。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西方文化汹涌而入、各种文化思潮兴起的年代。这个从小镇上走出来的年轻人热烈地向往着新生活。他厌倦了终日埋首于账簿枯燥乏味的生活，更不愿碌碌无为一生，尽管这个账房先生的职位能够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比较优裕的生活。为此，他苦练书法，学习绘画，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最后竟萌生出了弃商学画的念头，以至辞去了丰厚薪水的职务去追求他所向往的绘画事业，并易字“省吾”为“新我”，义无反顾地挑战当时谁也无法预测前程的人生。这年他32岁。

　 费先生辞职后即进入白鹅画校从陈秋草师学西画。已过而立之年的他，知道自己的绘画天资一般，也清楚自己半路出家，时不我待，所以他就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两年的课程他只用了一年时间，毕业后即进了白鹅画会当研究员，正式步入艺术生涯。他的生活节奏很快，人也很辛苦。为了增强体质，他打拳、击剑、游泳。为了增长知识，积累绘画素材，他经常外出写生，跋山涉水，走遍名山大川。为了打好基础，他学铅笔画、人体写生，学勾像、临帖习字，还编绘了许多少儿绘画教科书和画册。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微明书店”，兼做广告策划，写市招，由此有了“招牌先生”的雅号。这种清贫的生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他被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有了固定收入，他的艺术生命才得以焕发生机。

　 解放后，他觉得国画更能反映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他觉得国画要比西画“高妙”，遂决定由西画转向自习国画。他有扎实的西画基础，加上自己的勤奋，不几年便在国画上大有成就，一幅长达5丈余的《草原图》长卷，获得画界极高的评价，丰子恺先生盛赞它是内蒙古的“清明上河图”。正当他意气风发挥写春秋的时候，命运却和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1958年，因为创作《草原图》过度劳累，致使他右腕关节患上了结核，经多方诊治仍无好转，这对一位画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年他56岁。

　 费老坦然接受了右手残废的事实，在几经思考和尝试之后，决定放弃绘画改用左手专攻书法。他的信念、他的乐观、他的意志，再一次在他不屈的生命中张扬。在费老《我与笔》一文中有一段他与笔之间的有趣对话，记录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我有这么多的笔，右手不能用，是不是请你来用？你说用不来，是不是请你来练？你说练不好，是不是请你练完这些笔？练完它们要比冷淡它们好吧！左手好像在回答：那末随你便吧！……”每次我读到这段文字时，都会忍俊不禁，都会为他的乐天与诙谐所感动，由衷地生出一份敬意。

　 又一次半路出家！费老得从头学起。他从画三角、曲线开始，后再练尖、粗、圆、点、撇、捺，练熟以后再练整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句诗，费先生写了多少遍，又重复了多少遍，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说得清。他说，“却不管它有无前途，认真地尽力地干下去。”好一个认真地干下去！这一干就是34年，即使“文革”中书房被封。只给他留下三支笔他也从没有停下过。这一干却让他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造就了他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的左笔风格，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书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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