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关于湖湘文化精神传统，钱基博的地理决定论及谭其骧等学者的血缘杂种论的说法，都已遭学者质疑，很难成立。我们只能说，山川地理对地域民族性格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因为“历史”以人为重心，人对于“具体”有其一定超越性。

　　杨毓麟在《新湖南》中鼓吹湖南人有“特别独立之根性”，说：“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举根而固蒂也，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在“历史”与“非历史”之间的张力之处，杨毓麟洞见了“特别独立之根性”，而王兴国先生则发现湖南人的精神即为敢为天下先⑦。

　　“坚持多元‘文明’，不服‘历史’扼杀，冲破种种网罗，追求自由真生命”，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落后”地区（“落后”与“先进”，仍然是一种一元观念。以某一制高点为“中央”，依此成等级秩序。）山寨中寻找到心灵家园的这些“珍藏”。而说到题外话，“文明”因驯化过度，必须注入“野蛮”的活力，以激发新的生机，竟然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那里得到了“验证”。

　　步入21世纪，今天面临的“世界”，与昔日迥然不同，经济话语霸占“历史”。“愤青”们持非常可怪之论，斥责“湖湘文化”阻碍湖南经济发展。其实那种牺牲自我真生命，试图进入经济话语霸占的“中央”等级秩序中的努力，反而使自身陷入离“中央”越来越远的“野蛮化”过程之中。因为“中央”永远是“正义”的，它霸占话语权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它不断把“落后”地区抛入边缘以维护“中央”的权利。

　　注释：

　　①拙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之《释“中”》对于“中央”有专论，生殖崇拜、原始巫教、远古神话、国家政治与文明、世界观、“正义”观等皆与“中”发生关联。黄帝即居天下之中，后世禀有“正统”意义的“华夏”即居“中央”。“中央”意味着国家政治与文明等级秩序绝对“合法”。拙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

　　②国家通过刑法对“民众”进行“惩罚”（punish），而士绅则常常是通过教育进行“规训”（discipline），而后者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说的那种“严肃的戏剧”一样，当“盛大的公开的处决的恐怖仪式逐渐让位给这种严肃的戏剧——后者的场面丰富多彩，更有说服力，而且公众的记忆将会以传闻的形式复制法律的严峻话语。”在中国远古神话中，“中央”对于不服从“统一”的异族一般采取征伐的手段，美惩罚之名曰“流放”，实则是驱逐整个种族离开原居住地。

　　③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三章《诗言寺——尹寺文化与中国诗的起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万里，《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⑤万里，《湖湘文化通论·绪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刘范弟，《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王兴国，《湖南人的精神：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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