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十)
我们以湖湘学派的教学法为例。胡宏就提倡读书须有见处。他认为,“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汨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他更认为,学问一定要克服浅尝辄止、自以为至足。正所谓:“学问之道,但患自足自止尔,若勉进不己,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在为学的博杂与约陋、高下与远近的关系上,他表达了自己的见地:“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这不可察也。”他又说,“为学是终身事,天地日月久长,断之以勇猛精进,持之以渍熏陶。升高自下,陟遐自迩,故能有常而日新。”可以说,他是在主张学习务必要戒除那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作风。注意到学习需要循序渐进,更不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这一点到了张式那里,便被发扬为“博约相须”的教学思想。张式认为:“故夫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而鹜于高远,则有蹋躐等凭虚之忧。二者皆其弊也。”所以他主张:“所谕读书欲自博而趋约,比固前人规摹,其序固当尔。但旁观博取之时,须常存趋约之意,庶不至溺心。”此外,这一学派,坚持以往的学思传统,主张学思并重,要存疑、精思和论辩。胡宏说:“凡有疑而精思之,思精而后讲论,乃能大有益耳。若见一义即立一说,初未尝求大体,权轻重,是为穿凿,穿凿之学,终身不见圣义之用。”而张式则批评“下学”和“上达”的脱离,不求实学之风。他说:“舍实理而驾虚说,忽下学而骤言上达。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气之表,此病恐不细。正所谓欲避释氏,而不知正堕其中也。由此,他认为学思应该并重。正像他在《论语解》中所说:“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他们尤其可贵的还在于主张“学贵力行”、“知行互发”,这是湖湘学派的特色所在。学习研究的目的不可能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思想也更应该指导实践。美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向来是这种主张。他认为思想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其作用就是帮助人类解决现实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在杜威那里,他更侧重思想形而下的实践性应用,而不是空谈理论。这用之于湖湘学派或者大的推展出去,比如与之并存的事功学派,以及后来清初的“颜黄”,都多少表现了学贵力行,经世致用的一面。
不过,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教育中历来秉持着一个伦理本位的思想,书院教育也不例外。以伦理为本位,追求内在道德的超越注定使儒家的实践理性落在政治的治乱上,他们的教育之心还是想为“君王师”,来实现像《礼记·礼运》里描述的“大同世界”。朱熹的一生就做着这样的工作。虽然他没有尚在人世时看到自己的理学被尊为正统,但他的一套道德教育思想却整整主宰中国几个世纪社会主流的历史。这就涉及了教育的内容上了。朱熹一生热忱于教育事业,确切的说是书院教育。书院教育的一个核心内容便是他一直重视的道德教育。他不仅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明天理,灭人欲”,还为之实现总结了各种方法。比如包括立志居敬、存养省察等。我们今天可以来反驳他的这一学说的虚伪性和不实事求是。用清朴学大师戴震的话说,“宋以后,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家原先的思想已被朱熹歪曲了,他的理学实际上是“儒表佛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也批评说:“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独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事实上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书院以道德教育为其核心内容,它并没有因朱熹这一“明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而失去其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大多著名的书院的教育还是保留着一种精神的操守。强调道德并没有使他们沦落为官方政治的奴隶,相信一心向学的人绝不会没有一点自觉的主体意识吧。
书院教育是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欲”要求的。这一点我们可以联系到书院的环境居所。它从另一方面说明教育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它应该属于书院教育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知道,书院大都选择环境幽雅舒心的地方,固然,这可能受到禅林的影响,但我们不能不说,古代先贤还是注意到,好的环境确是有利于教学和研究。不仅如此,好的环境给学生的学习之余,提供了游息娱玩之所。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就非常重视这一点。他把诂经精舍建造在西湖之滨,并特意的于精舍的西偏筑造了第一楼,以此作为学生的游息之所。后来,他在广东创办学海堂时更提倡“雅集”。所谓“雅集”,实际上相当于现在某些杂志社每年定期举行的“诗友集会”什么的,除了在一起探讨学术诗文,还共同的游乐于美丽的山水秀色之间。《学海堂志》有一节记载;“筑堂以后,岁有小集,讲礼于斯,会友于斯,来日天涯,宜评时序,志雅集。”他们在此期间,有上巳花朝,有中秋坐月,还有赏菊观梅。此中快意,人生极致也。所谓:“君子之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古代的书院教育只此一点,就足以倾倒众多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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