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熹虽然在平时常摆出一副道学家的样子，以道自任，但他这番话确实说明了官方教育师生关系的冷漠，他对学校已成为“声利之场”的认识，从反面说明了教育的缺失，也由此反射出书院教育的优异，至少在师生关系上超越了世俗功利的目的。其实，在书院教育中的师友讲习中，尊师爱生的传统留下了很多佳话。最熟悉要属“程门立雪”。《宋史·杨时传》记载；“一日（杨时）见（程）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同门弟子）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程颢（字明道）也有“如坐春风”的美谈。《明道学案·附录》记：“游定夫（酢）访龟山（杨时），龟山曰：‘公适从何来？’定夫曰：‘某在春风和气中坐三月而来。’龟山问其所之，乃自明道出来也。”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师生关系是怎样的的境界啊。如果要说到深厚，创立心学的陆九渊和学生之间可谓深得此意。据说陆卒于荆门，那可是客死他乡。结果，他的学生将之扶柩归里，一路上浩浩荡荡将近千余人也。此情此意，震撼人心。我们不得不深思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的力量使然。

    要我看来，还是在于他们的教育深入人心。他们在书院教育中，书院的课程设置一般比较简约，学生可以各有偏重，发挥各自的特长和兴趣。至于书院的成绩考核，多重平时，不仅重视学业成绩，更重德操气节的修养，易于培养“德进业广”的兼备人才。这种自由的教育理念加上历来先贤形就的一套制度，使书院教育确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我们古代的先人历来重视伦理和人际关系，但书院教育中那种深沉的感情和不为功利的行为，决不是外在的五伦纲常可以一言概之的。尽管书院教育因为趋于完备的制度而发挥更大和更持久的效力，但制度的设置只是达到“传道求仁，经世致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手段除了我在前面略微提及的讲会制度、“山长负责制”的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的自学制度，还包括更能体现书院教育总方针的书院学规，它直接规定了教育的培养目标、为学的基本准则要求，另外还涉及了教学内容和教法。

    《白鹿书院志》的记载表明了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的意图和目的。他说：“熹窃见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之学者，既反是已。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为熟读而问辩之。苟知礼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可见，朱熹认为学规不外乎是让人向学的一种手段，他并不特别重视学规的作用，甚至认为那有违古人“学为己”之意。尽管如此，朱熹的这一学规为书院的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学规建设，使原先零散无序的书院教育走向了正轨的道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非常重视制度的作用。他认为一种组织只有建立了完善的科层制度，它会发挥出更大的效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合理的工具理性，理由是它有一套完备的官僚体制，只不过它缺少新鲜的转变能力。由此来看书院制度，不可否认，制度可能带来某种固化的弊端，但自学规制定后的书院历史表明，确是繁荣了书院教育。

    对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我们从朱熹那里看出，即是修身向学，明道为己。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可以说那直接与书院的精神贯通之。至于书院的基本准则要求，则鲜明的体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点在书院的教育中由为学的基本步骤来贯彻之。那就是《中庸》所表述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教育的过程可以是复杂多样，各种方法充溢其间。但是如果总的来说，学习不外乎这五个基本的行为要求。由于书院的教育更多的是重视对儒家经典的阅读，这种要求偏构成教学法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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