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八)
我认为,教育在它的终极目的上,必须要培养起社会的良知。无论为己还是为人,都不能失去一个人应具有的教育性。东林书院最后的悲剧赋予我们悲悯的心怀,让我们坚守一份良知,这是教人治人之术的封建官方教育所无法比拟的。就是面临着政治的血风冷雨,也要留有一种独立的精神而屹然于世。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可以不去爱不为社会谋福利的政府,但绝不可不去爱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东林书院的学人并不是愿意为尘世罪人背负十字架的耶稣,但他们在为社会而毅然赴死的精神也是高风亮洁,惠及众生。对于教育,还有什么能比自我实现更能实现它的功用呢?教育是独立不了,但他可以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教育是改变不了政治的宏大和无情,但他可以让人在那种宏大中保守自己的个性,不至于被之奴役,迷失了自己的秉性。由此我们再看今天的高等教育,我们不禁要问,大学,你的文化人格、终极关怀哪里去了呢?
四、
精神和特性需要体现在结构中,也需要具体的操作在教育的过程中。这就进入本文最后的论述:书院的结构和教育过程。在这里,我将从书院发展中的一些人性的片段来谈。论及教育,不能不论及教育的主体即师生,也无法回避师生之间是如何达到教学的互动,即通过什么手段和途径来实现教育的鹄的。书院是私学的制度化,它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一套成型的体系或习范。在书院教育中,正因为这样,书院才卓然不同于官方教育,显示出书院教育在封建教育史上独特的个性。
我们知道,主事书院的大都是学识渊博、心有天地的大儒贤士。尽管他们都多少都信奉了宋明理学,但儒家那种“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始终藏在他们的心中。儒家讲究入世,他们那一套学说总的是以现世生活为基础的“实践理性”。当天下混乱时,他们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当天下太平时,他们的学说便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不论是怎样的社会状态,他们都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那就是“为人师”。这一点在书院教育中更为得到显现。
事实上,教师在书院教育中始终扮演着一个引导者的角色。无论是宣扬他们的教育思想,传达“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的价值观念,是采用积极引导、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还是将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学理,教师都发挥了引导的作用。但是应该说明的,尽管各个书院都有“山长”制定的学规,但这绝不是消极的规范和生硬的压制,不是重的条定,而重在启发和自觉遵守。教师古来虽有“师严道尊”的说法,但这种“严”只是指称教师的尊严,而不是教师的严厉和权威的不可违犯性。《学记》里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知敬学。”可见,“师严”是为“敬学”,把以前的教育者都看成呆板严酷的“老夫子”形象,那是对《学记》的误解了。虽然在书院教育中一直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但“尊”并不说明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左右学生的一切,让他们完全的服从。教师始终重视的是“道”,他们的对学生教育更大程度上是引导他们去追求“天人之道”,而不是让学生去崇拜自己,信奉教师就是“道”。我们看到,在书院教育中,他们尤其重视讲学,而讲学的形式是自由的,它绝对不是官方教育为成就功名的灌输。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书院教育的推行者们的治学多是求“为己之学”,他们也把这种思想贯穿与对书院教育中,对学生当然也要求他们“学为己”,形成古代君子成圣的理想人格。所以,教师的主导作用归根是在“道”的传授和引导上;而在平时更重视的是学生的自学,他们甚至在学生的自学上形成了一套制度。以清代乾隆时与众不同的紫阳学院为例。他们的自学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书院指导学生读书,山长的作用是关键。二是课程安排。三是考课检查。其间,我们可以从陈宏谋的《培远堂集》看到紫阳书院的学习情况:“诸生各列功课簿一本,各将每月所读何书,所看何书,或临某帖,逐一注明,以备掌院不时取阅。”
可以说对于书院里学习的学生,他们的自由度是很大的。很多学生可以不远千里慕名师而来,只是一个“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原”的目的便被书院而接受,至于他们能否在书院学有所成,那只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己”了。这种自由,尤其在于教师提倡独立研讨,学生在学习期间常常参加学术研究活动,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治学的能力,并能取得优异成果。以朱熹的得意弟子蔡幼学为例,他家境贫寒但由于一心好学而深得朱熹的赏识。朱熹在去岳麓书院参加“朱张会讲”时就带了他去。可以说,这无疑有利于他的治学之道。值得一提的是,在朱熹的学术被南宋当朝是为“伪学”时,他俨然站出为之辩护,甚至不惜了生命而捍卫之。这在另一方面说明,书院教育中师生互动的主体关系建立了深厚而融洽的师生感情,也构成了书院一个与官方教育不同的特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