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治学从来都是一种艰辛的活儿，不说它给深思远见的学者们带来痛苦，就是那种在学术沧茫路上的孤独足以让许多人望而止步。南宋事功学派的陈亮，用了十年的时间来思考古今历史沿革并推及皇帝王霸之道，他的治学用他的话说“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秉持家学重视文献的吕祖谦，在他主教丽泽书院期间，不仅铨择《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所作《东莱春秋左氏傅议》就达二十五卷，流传最久。朱熹也是治学极勤。他整理了不少经学典籍，不论他的理学如何板严束缚人心，这还是有功于我国的文化事业的。他死前还在沧州精舍讲学，那时外界攻击他的学说为伪学甚急，他仍没有停下著书立说。真可谓精神可嘉。这种精神到清初大儒顾炎武那儿，更是大可浓书笔之。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说：“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相合，即发书而对勘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是顾炎武的认真塌实成就了他的专著《日知录》。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说：“炎武学有本源，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裾浩繁而抵触者少。”我们从中来反观一下今天的大学教育。诚然如今的大学是兼具了科研和教学的功能，但那种科研大多打上了现实急功近利的招牌，很多学者已没有先贤们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更多的是趋向了市场；别说“十年磨一剑”，如果有人能静下来苦心研究，虔诚向学，又何愁没有一所世界闻名的大学呢？所谓“大学之大不在建筑高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也”，远的古人的声音我们听不到，难道近代醒人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了吗？回到古代的书院，我们不得不清醒的认识到，书院就是因为有了一批一心向学传道求仁的学者大师们，它才历经千年而魅力犹存。任何物质都有它的新陈代谢的循环，甚至永远消失，而精神呢？在这个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为“除魅的”而毫无任何客观意义的世界上，书院的主观精神不死。

    书院的精神还体现在它的第二个特性上，即开放性。每一个学者可以说都有他的坚守之学，在研究治学生涯中，他们都创发了自己的学说，这种创发使得他们在学术上个性凛立，闪耀价值之光。吕祖谦认为：“今之为学，自幼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顾炎武一直痛恨蹈袭依傍，主张著书“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后为之。”他们都是立派成家之人，他们的创发乃至坚守己学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封闭和生出“门户之见”呢？我国著名教育学者章柳泉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书院史话》里，总结书院的治学精神时生动翔实的说明了坚守之学并不是固执己见、故步自封，它与“门户之见”更有质的不同。尽管在书院发展中，伴随着相互间的攻击和诬曲，但在真正的大师们之间只是学术上的争鸣，学术上的分立并没有改变彼此之间的尊重，何况，坚守所学是和兼取诸家之长结合起来。很多大家比如说朱熹和陆九渊，他们的论争是重在“不苟同”上。用后来诂经书舍的高才生黄以周的话说，就是不做“调人”。这表现在书院的发展史上，便构成了它的开放性。在这里，我要涉及到书院结构中的讲会制度。它直接体现了各派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从更深层次上昭示了文化的兼容并蓄。可以说，书院的讲会之制给文化提供了弹性的空间，思想和教育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现代性所提及的对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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