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官学一蹶不振。在宋统一以后，文风日起，士子们读书的愿望十分强烈。一些名人学者和地方官吏遂私自筹资办起了授徒开馆的院所，于是书院这一封建社会的学府因适应和满足了社会的要求在兴起后很快就得到迅速发展。

　　书院是继先秦私学、两汉精舍之后的又一种私学组织，它继承了古代私学的传统和特色，同时也汲取了佛教寺庙讲经说法和官办学校的一些长处，因此在建设和管理等方面都独具特色。由于书院皆为名儒读书讲学之所，故其或以人名命名，或以地名命名。设置的地点，多择山林名胜之处，因其环境宁静，景色秀丽，其清颖之气，足发圣贤玄奥，以利澄心治学。因此有人说书院受了禅林精舍的影响。大理学家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就说过他的观点“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清舍，以为群讲习之所。”其建筑既具学府之精髓，亦有园林特色。

　　宋代，湖南地方书院的建设十分兴盛。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记载，宋代湖南共有51所书院，仅次于江西、浙江两省，名列第三。而湖南又以长沙、衡山、醴陵、平江、茶陵为多，尤以长沙为最。

　　长沙的书院首推岳麓，岳麓书院为潭州太守朱洞始创于976年（开宝九年），初设讲堂5间、斋舍52间，后经州守李允则扩建，“外敝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象，画七十二贤....”，还辟水田“供春秋之祀典”，形成讲学、藏书、供祀三结合的基本规制。1012年（大中祥符五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他“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学生数百。3年后，宋真宗赵恒召见，拜周式为国子临主簿，留宫中讲学，周式坚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所动，赐内府书籍及“岳麓书院”题额。岳麓书院一时称闻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北宋时期长沙城市的南半部从长沙县划分出来，设置善化县，这“善化”之名据说也因书院之盛，取意于“彬彬向善，倡化邑人”而得名。

　　南宋之初，岳麓书院遭到战火的严重破坏，1165年（南宋乾道元年），潭洲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刘珙因旧址复建，恢复了原有规划，并增山斋于堂北，为山长居，置风雩亭于院南，供门人游息；同时辟濯缨池、咏归桥、梅柳堤、船斋、浮桥等于江岸，扩大了风景环境建设。时由理学家张主院，岳麓书院从此成了湖湘学派的基地。大理学家朱熹闻张深明孔孟学说精义，传播道学，颇负盛名，曾于1167年（乾道三年）自福建来长沙访张，留止长沙两月，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两处讲学。“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

　　1194年（绍熙五年），也就是相隔了27年之后，朱熹以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的重任，第二次来到长沙。朱熹在任期间，十分重视岳麓书院的规制与建设，将书院斋舍“更建于爽之地”，使之“规制一新”。扩建后的岳麓书院“前有宣圣殿五间，殿前引泉作泮池；其列屋殆百间，其南为风雩亭；殿后堂室二层各七间，西庑亦如之。其外门距书院二里许”，院后建百泉轩于曲水之上，下为濯缨池。院旁的岳麓山上建有道中庸亭、极高明亭，天马山上建有翠微亭，均为朱熹所题额。书院规模再次扩大。

　　长沙城南的妙高峰，面临湘江，风光秀丽，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抗金名将张浚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职衔出使潭州，当时张随父从浙江来到潭州，寓居城南妙高峰下。张闻衡阳名士胡五峰学问渊博，便从长沙到衡山听其讲学。学成返潭后，邀集学者相与讲习，在自己的寓所创建了城南书院，其父张浚为之亲题“城南书院”匾额。当时书院的规模颇大，有屋宇31所，基地园土26处，并有监院、讲堂、书房六斋。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间或议论时政，并非士子肄业之所。但由于它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使之成为“昔贤过化之地，兰芷升庭，杞梓入室，则又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南宋灭亡，张离去，城南书院门庭冷落，轩堂亭榭逐渐荒废。明代无名氏有《登城南书院旧址》一诗：“步进书院门，侧足无行径，垣墙皆塌毁，荆棘满墙边....”，真切地描绘了城南书院今非昔比的荒凉景象。直至清朝雍正年间，城南书院才又重新抖擞精神，成为长沙屈指可数的文化园地之一。

　　宋、元、明时期，长沙地区还有一些规模大小不等的书院建筑：

湘西书院，在长沙湘江西岸。潭州知州李允则于1001年（咸平四年）扩建岳麓书院后，又请允在湘江西岸增设湘西书院。以后，潭州州学重建，湘西书院又和州学、岳麓书院一起联为“潭州三学”。明《岳麓志》云：“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书院生，潭人号为三学生。”由于书院成绩卓著，影响很大，当时即被纳入“潭州三学”的官学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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