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大，有两座风格极其相似的古老建筑，隔街对望，相互倚重，作为一组建筑群而十分引人注目——她们是湖大的新老办公楼。湖大现在很多的建筑，比如复临舍，是淡雅的粉红，而这两座楼的颜色在湖大实在是太突出了，不知道是绯红、绛红还是西瓜瓤红，也许什么都不是，而更像那种经过烈火煅烧出来的浓烈的红，可能这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烽火燃烧的时代色彩有关。现代的高楼一般粉饰得华丽平整，而她们，从外表可以看出红砖围砌的清晰脉络，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显示出拙朴而工细的手工造艺。同时，这两座楼屹立于东方红广场的旁边，从她们中间穿过的麓山南路则是人们和车辆的必经之路，因而在整个湖大校园很是惹眼。

    她们的外观造型，既不完全像中国古典建筑的色彩浓重、线条繁复而显得典雅凝重，但自有她们的古朴和雅致；既离西式建筑的那种恢弘巨大和奔放活泼的现代气息相去甚远，但自有她们的庄严大气和洒脱不俗。在架构上，她们大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院落结构，又吸收了西方体格巨大的造型，深入到内部，既考虑到她们空间的密集使用，也注重门窗走廊这些小处的艺术修饰，可谓体用兼顾。比如，有个显著的特征，他们的门窗，不同于现代高楼多用四方的框架，而常运用柔和的圆形和曲线，可谓刚柔并济。这种圆形和曲线因柳士英常用而被称之为“柳氏圆圈”。在我们周围的现代化大楼的包围中，她们总是给人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我们常常用“中西合璧”来概括这种风格，或许她们确实是中西文化结婚后生下的宁馨儿。

    我们今天的这幢校办公楼，在历史上一直叫“科学馆”。最先由当时土木系的蔡泽奉教授设计，1933年开始兴建，到1935年建成。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一张1933年湖南大学科学馆奠基典礼时，湖南学界及军政各界人士的集体合影照片。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湖南大学刚由省立改为国立（1937年7月），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湖大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劫难，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科学馆亦不能幸免于难，身挂重彩。八年抗战中，湖南大学留下了断壁残垣的悲壮，但也有同仇敌忾的豪迈与燕然勒石的喜悦。正是这幢大楼，荣幸地见证了日军投降的历史性的一刻。1945年9月15日，湖南地区受降仪式即在楼里的一间教室里举行。当时这幢楼门口的牌楼用松枝围成，并用红绸挽成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形体。在庄严的军乐声中，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将军接受了日军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的投降，标志着抗战中最为惨烈的湖南战场迎来了最彻底的胜利。这幢楼因而就成为一座凯旋之楼。当今天的湖大学子对着她缅怀过去的历史时，如何能不为她昔日的荣光产生一种悸动和自豪！

    抗战胜利后，这幢大楼在湖南大学重建校园时加了一层，由建筑学家柳士英主持。因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校办公楼是在1948年科学馆加层后奠定格局的。在省立和国立湖南大学期间，科学馆一直是湖大最重要的建筑之一，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在湖大直属机械部时，她是最大的院系机械系的系楼。而在2000年湖南大学与湖南财经学院合并成新湖南大学后，对面的老办公楼搬迁于此，这座大楼修葺一新，开始担负学校的最重要的行政工作，成为湖大的学术行政中心。

    追溯这座楼的历史变迁，透过楼的外表而深入到她的内部气质，我们不仅仅是切身感受到她透散出来的民族风格和古朴之美，也不仅仅是重温她历尽劫难浴火重生的英雄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追寻的是一种悠久的大学传统，一种暂时遗失了的历史先声——当我们看到这座民国时期以来一直屹立不倒的建筑时，我们怎能忘记，在富有远见的胡庶华、皮宗石等一批校长领导下的国立湖南大学，发扬着“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的人文精神，拥有一批像杨树达、柳士英这样的学术大师，而成为当时蜚声国内外的综合大学。高楼尚存，斯人不在。睹物思人，我们如何能不惦记着那过去的大师和曾经的辉煌？

    湖大在经过数次的分分合合后，她也曾经迷失过。而今天，她在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路，重新担当属于湖大的历史使命。她已经敞开步伐并将矢志不渝地走上综合大学的道路，就像当年的国立湖南大学一样。或许，从这座楼里透露出来的沧桑，从她历久弥新的精神风貌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新生的希望。湖大必将重新找回那种遗忘已久的大学之道——“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在我们迎来她的第80个诞辰之际，我们期待着湖南大学在新世纪开启一个新的开端：她已经拥有最好的大楼了，我们更期待她拥有自己的大师，从而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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