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吹香亭往山上走，便是唐代的麓山古道。自此至爱晚亭，一路石径，两边枫树簇拥，其温良之态、儒雅之姿，别处很难看到。爱晚亭跻身中国四大名亭之一，虽在清风峡深处，其轩昂气宇、飘逸风神却愈益不能遮掩，是真名士，非伪道学。晚唐诗人杜牧家喻户晓的名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写的是终南山景，却甚为契合岳麓山的这条枫林古道。所以，湖广总督毕沅将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建于1792年的红叶亭改名为“爱晚亭”。罗典是清朝五届岳麓书院山长、两赴鹿鸣宴的大学者，在清风峡建亭，为岳麓山添了点睛之笔，但以“红叶亭”名之，显得过于直露、草率，似乎倾财力与才气以建亭，至亭成命名时已成强弩之末。罗典为爱晚亭写的对联“忽讶艳红输，五百夭桃新种得；好将丛翠点，一双驯鹤待笼来”，便生硬涩口，经学味太浓，弄得后来他的学生欧阳厚均和宣统年间的学监程颂万都忍不住来改它一下子，可惜都没改出名堂。也许，在岳麓书院，罗典的名头太大，改的人不那么理直气壮，水平也发挥不出来。而毕沅不去改联，索性将亭名改了，这一招绝妙。“爱晚亭”这个名字蕴藉风雅，天生配此亭，此亭亦注定要享此名，故为“名亭”也。中国四大名亭中，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建于1046年，还是宋代；杭州西湖的湖心亭建于1552年，明朝了；北京陶然亭建于1695年，清康熙年间；而爱晚亭最晚，能一跃成名，毕沅一改居功至伟。

八

    应该说，在我的心目中，岳麓书院远不止这些。

　　书院背靠岳麓山，足前淌过长江最美丽的支流湘江，它们与书院的文化气息和精神氛围都息息相关。

　　湘江在舜帝时就出了大名。舜治水殉职于苍梧之野，他的夫人娥皇、女英哭着寻找他，终于力不能支，双双陨落在洞庭君山。娥皇、女英后人并称“湘妃”。也许正是湘妃的斑斑泪血和不死之魂，才使湘江变得异常美丽。

　　尔后，屈原来了。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屈原太孤独了，没有人理解他，但他总算在湘江找到了慰藉，“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在湘水的启示下，屈原上升到了至高的人生境界，他看到了足以托付自己漫漫求索身心的归宿点，他毫不犹豫走了过去，走进滔滔湘波中。娥皇、女英接纳了他的忠魂。

　　不久，司马迁来了。贾谊也来了。

　　到唐代，湘江已是许多文人墨客的神往之地。韩愈曾经说过，从岳州至衡阳一段的湘江秀绝天下。韩愈此言不足为奇，因为这一段江流刚刚承载过李白的诗魂和杜甫的诗骨。宋朝诗人陆游叹服道：“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他说这句话之前两百年，以尚书出守潭州的朱洞始创岳麓书院，开“湖湘之先”。

　　写湘江最好的一首诗是五代末诗人谭用之的《秋宿湘江遇雨》：“湘江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谭用之生平已不详，据说才高而不遇。《全唐诗》中收其诗一卷，仅40首，首首皆佳。看得出谭用之是有抱负的，但生逢乱世，仕途困踬，孤身流落。一到湘江，便触发了他内心郁悒不平之气，他的诗思才在湘江边一个秋天的雨夜里，发挥到极致。换一句话说，他所有的追求、痛苦和感悟，在湘江夜雨洗礼下，呈现出晶莹剔透的才情。谭用之写这首诗时，与智睿和他的同伴“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差不多同时，他们在同样的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作品表现出自己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对潇湘秀美风景的无限寄托与期望，表现出他们永恒的文化乡愁。

　　他们的作品都是不朽的。他们因之而不朽。

　　走出大门，我对自己说了声再见。是的，外面轰拥而来的市尘即将把我淹没，那是我的生存之地，我必须在“非我”里应付诸多世俗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一个能在“非我”中认识自我、守住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而非俗物。没有神仙，在现代社会，做个隐士都是不太可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做真正的“人”，那任何一个个体的心中，都必得拥有一方神圣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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