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岳麓书院这样的饱学之地，风流皇帝康熙、乾隆自然不会放过。康熙题的“学达性天”挂在讲堂厅前两根廊柱中央的横梁上，字显得清灵秀气。但这几个字不是康熙的原题，1687年御赐的那块匾毁于战乱，后人集康熙手迹重制现匾已是1984年的事了。

　　康熙崇尚汉文化。他希望书院学子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学术境界，体现了他是一位通达儒道，将儒学与道学都看成中华大文化一部分的开明皇帝。的确，中国文化之“大”就在于她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性与影响力的母体，各种学术流派、思想观念虽然有长时期的争端、攻讦，甚至一不冷静也动起武来，但最终总能在文化母体的号召与感染下，互相致意，握手言欢。岳麓山在江南算不上特别突出的风景名胜，它却是十分典型的中国文化一体化的体现——山脚是儒学文化的根据地岳麓书院，半山腰是佛教的地盘麓山寺，山顶则是道家的活动场所云麓宫。岳麓山海拔仅300米，三种曾经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学术思想体系如此平和、恬淡地在这座小小山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得其所，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个奇特现象，但在中国，已然司空见惯。三者的位置又显示出鲜明个性，所谓和而不同，并不为另类所动。道家优游峰顶，实践着自己齐万物、尚自然、禀虚无的核心观念；佛庙追求高大雄伟，在山腰正可借助山势，显其威严；儒家书院则讲究清静与方便，建在山脚，以博闻广识与兼济天下的魅力吸引学子。儒道佛的“手足”之情仅仅在岳麓书院便可见一斑。书院最初出现在唐末五代，是两个和尚，一个叫智睿，另一不知名，他们见湖南偏僻之地，风化陵夷，习俗暴恶，光念几句阿弥陀佛解决不了问题，便想以儒家之道教化民众，乃割地建屋，招引当地士子来此读书。直至宋初，书院还是“寺地”。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大守朱洞才在此基础上创建书院。

　　乾隆的那块匾为原物，题曰“道南正脉”，挂在讲台正上方。乾隆的字一贯潇洒不羁，这四个字却端肃圆范，出手甚恭而内蕴腕力，文人气度与帝王气派拿捏得极准，比康熙那块要好。也难怪，人家是精心准备的，胸有成竹呵。但乾隆的题字带有广告意味，好比现在一些产品标榜的“ＸＸ正宗”等。其实岳麓书院并不需要一个这样的防伪标志，它不卑不亢的存在和不辍不息的弦歌，是最好的象征。

　　大厅壁上嵌有“忠”“孝”“节”“廉”四块斗大的石碑，据说是朱熹的笔迹。我在白鹿洞书院见过同样的刻碑，史学界曾为谁是“正宗”争吵不休，因朱熹知南康军时曾对白鹿洞书院的重建下过大功夫，所以站在白鹿洞书院一边的较多。但张栻邀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早朱熹知南康军１３年，很难说这四个字一定是在白鹿洞写的。朱熹修立白鹿洞书院多少受了张栻振兴岳麓书院的影响，况且朱张当年胁肩讲道，意气风发，张栻请朱熹写几个字，朱熹椽笔怒舞，有此兴会淋漓之作，是合情合理的。朱熹知南康军短短三年，事务繁忙，又值金兵南下，战火弥天，还能神闲气定创造这样的巨制？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做的最大一件事，便是亲自制订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将其理学精华悉数融入教学之中。后来，岳麓书院和几乎全国所有书院都以这个学规为范，使之成为中华士子的总教条。

　　朱熹的石碑能够在文革浩劫中幸存，据说主要归功于从岳麓山上运下来的柴火，挡住了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们视线，那时书院里住满了湖南大学的教职工。大厅十余块清朝刻碑，就靠这些枯柴败草掩护得以逃生。我们常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可正是这些“无情”草木保留了人类文化的一丝血脉。

　　讲台稍靠厅后，正方形，上面摆着两把围椅，一把坐着朱熹，一把坐着张栻。在中国文化史上，１１６７年的秋天永远也不会消逝。

六

　　曲径通幽。御书楼的卷棚檐口在朱张会讲的洪亮声波中若隐若现，仿佛湘江迷蒙晨雾里露出的乌篷船顶，浆声欸乃，划破万古岑寂。书籍，文明的载体，它就是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的乌篷船。

　　御书楼是一座宋代风格的三层阁楼建筑，挺立于岳麓山的清风峡口。楼高山秀，并不是那么威武屈人，倒颇像深闺中的绝世才女，在翻阅一册古色古香的线装书。云蒸烟袅，玉手纤纤，翻开扉页，正是一碧如洗的春天，从少女明亮瞳仁里流出的鹅黄柳绿，将书院点缀得明丽动人；看过第一章，阳光尖厉地穿过斑驳的银杏缝隙，但炎炎夏日栖止不到少女的飘飘长发，原来时间换了一副面孔，云鬟高挽，少妇臂弯里依稀可见时光淌过的痕迹，那是一行诗，或者一句格言，被梅兰竹菊朗声吟咏；转眼又是一章，暮秋的夕辉斜斜覆盖着书页，卷起的纸角仿佛即将垂落的枫叶，那是漫天飞舞的成熟风采。妇人抬起头来，她好像很久没有吁一口气了。她青春的芬芳和书卷的馨香一直缭绕着这座庭院。她不知道春去秋来，不知道朝代更迭，虽然，战火曾经毁灭过她平静的生活，但她从来没有消失过，她是一缕不绝如丝的文化精魂。瞧，那倚梅回首的女子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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