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会讲”340年后，明代理学家、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当局贬往贵州龙场。路过长沙，王阳明忍不住开了小差，他索性官也不做，干脆住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那是一个春季，惊蛰雷，清明雨，王阳明只好一天到晚躲在百泉轩念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好不容易有一天雨停了，虽然没有放晴，但在哲学领域和边塞疆场上龙腾虎跃的王阳明再也憋不住了：“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湘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霭，振衣直上赫曦台。”

　　时间一晃到了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长罗典在大门前的宽阔地带筑成一个戏台。这一举措别开生面，将儒教的高深理论主动融入民间市井的说唱歌哭之中，这在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道统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的叛逆与反动，尽管这种叛逆的力量很有限，但说明腐朽的封建道统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些饱读诗书的知识精英已开始将他们的视线，投到更深厚的社会现实与更广大的基层民众身上，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更没有带着“万般皆下品”的自恋情结。书院这一亲民入世的传统，从朱熹、张栻到王阳明、罗典，到谭嗣同、唐才常，再到毛泽东、蔡和森等，薪不尽而火益传，绵绵不绝。道光元年（1821），山长欧阳厚均意外发现了赫曦台遗址，激动之下，他不顾情理向背，将罗典搭的戏台子易名为“赫曦台”。

　　世易时移，赫曦台从山顶挪到了山脚，穷宇宙之高深的哲学玄理亦流布市井，悄然潜入中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古老文化在热火朝天的的民间积淀、发酵，既是传承，更酝酿着突破。终至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在神州大地不鸣则已，一鸣则翻天覆地，中国藉此迈开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赫曦台是哲学文化领域的高台，又是民间市井的戏台。在台上，仰望可见日月在天，俯视可知人间万事。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既有超凡气宇，又具俗世情怀，朱张风范真可谓山高水长。

三

　　过了赫曦台，才是真正的大门。这个门在宋代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建于1509年，1868年又翻修过，现在看上去还很硬朗。白墙青瓦空花脊，方形立柱将军门，典型的南方风味。屏墙长而门不大，显示出庭院特有的幽邃；台阶浅近，于平易中一股孤傲之气逼人而来，爬惯了高庙大堂的达官贵人如果来这里附庸风雅，小心被它使一绊子。

　　大门两旁的汉白玉石鼓双面浮雕不可不看。它们本非书院财产，而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书院著名的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严惩贪官曹百万，在抄没曹家时将这一对珍贵的古物捐给了母校。考证石鼓的年代成了历代文物学家的作业，从唐末至宋元，莫衷一是。左右石鼓，图案内容相同，图形变化有别。我以为，正反两面浮雕的年代不同。正面“三狮戏珠”的三只狮子丰腴多肉，天真稚拙，乃“唐狮”无疑，雕塑时间应是动荡不安的唐末，而且是向往和平、富裕的民间作品。可以想见，这件民间珍品在战乱中落入了官宦人家。至宋初，国定民兴，有钱人企妄锦上添花，便在其反面刻“锦鸡芙蓉”图。意犹未尽，见石鼓鼓座的正反两面还有空白，又在鼓座反面刻“鹭鸶莲花”图，意为“一路清廉”，告诉皇帝自己的从政理想。鼓座正反两面体现了儒家的“正反”两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澍把它们送到书院来，得其所哉。从画面上看，反面雕刻线条生动跳脱，布局张弛有度，比正面“唐狮”的传统摆布更为灵气，更具文人特质，显然是宋朝的风格。

　　宋朝的前四代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是不错的，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11世纪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从宋真宗起，武治结束，文安开始，那时国家竟没有一所官办学校，只好将目光投向窝藏在山林闲旷之地的书院。宋真宗听说南方有个岳麓书院办得好，山长周栻才德兼备，不可多得。1015年，他在京城特意召见周栻，请他当教育部长（当时叫国子监主簿）。不料周栻不识抬举，坚辞。他对皇帝说，我只当山长，不当部长。人各有志。真宗也不勉强，他的字有点水平，就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字，另加一些经书，送给周栻。“岳麓书院”写得威仪大方，方正中自有一股王者之气，不愧为天子手笔。真宗这一题，岳麓书院便成了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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