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实，船山与理学本有直接的渊源和广泛的关系。 这在有关船山家庭的传记中处处可见。可以略举如下。

　　船山自述其父亲王朝聘：“先君子少从乡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受业。” 这是指出王朝聘青少年时主要受学于伍定相。伍定相被高世泰称为“布衣理学”，邹泗山则称其“居敬穷理，实践虚求，伍子一人而已。” 高世泰是东林学者高攀龙之侄，邹泗山是江右王学领袖邹东廓之孙，可见当时人都视伍定相为一个深于理学的儒者。

　　船山的父亲在青年时与江右王学的邹东廓一派的理学也有从游之迹。船山说：“先君子早问道于邹泗山先生，承东廓之传，以真知实践为学。当罗李之徒，纷纭树帜，独韬光退处，不立崖岸。衣冠时制，言动和易，自提诚意为省察密用。”“早问道”即是指青年时代王朝聘曾问学于邹泗山，并接受了邹东廓的讲求真知实践的思想。罗李当指泰州学派的罗近溪和李卓吾，船山强调，在万历时期的王门后学各立宗旨、穿着古怪的衣冠、作着各种高言阔论的时候，王朝聘坚持作一个平易的儒者，注重实践，并在理学上提出“诚意为省察密用”的思想。

　　王朝聘中年以后则颇有意于朱子之学，船山述其行说：“以武夷为朱子会心之地，志游焉，以题书室，学者称武夷先生”。 可见，船山的父亲王朝聘对朱子十分敬慕，因为朱子居武夷山讲学，所以自名其书堂为“武夷”，而学者也都称他为武夷先生。在这个意义上，王朝聘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倾心于朱子学的学者。船山又说：“当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先君子独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皆先君子崇尚正学之教也。” 船山这里所说的新学即是阳明学，照船山的说法，王朝聘对阳明学始终保持独立和批判的眼光，与流行的王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划清界线，而不与之同流。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对其父学术思想的定位是“宗濂洛正传”，这就是说他的父亲在学术思想上是继承北宋道学。 这些对于船山的思想发展不能不有所影响。

　　以上记述表明，船山的家学与理学有甚深的渊源，其父亲的学问宗旨与朱子学和王门中注重严肃修养的派别相近。现在来看船山自己的学术取向和理学的关联。船山的儿子王敔对船山的学术归趣有明确的表述，他在为船山所作的〈行述〉中说：“至于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比较起来，船山说他的父亲是“宗濂洛正学”，而船山的儿子说船山是“参伍于濂洛关闽”，二者略有区别。这种区别就是，王朝聘是“宗”承北宋道学，而船山是“参伍”两宋道学，“宗”即尊奉、宗奉，而“参伍”是选择地依据、分析地综合。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濂、洛、关、闽四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整体地尊奉，不能简单地按照朱子所说的道统去继承，而只能经过比较、选择，综合地总结四者中的正学圣道；依据于此而批判陆王。此外，严格地说，与直指象山不同，在这里的叙述中，船山似乎不是整体地批判王门后学，而是直斥阳明的后学中崇尚无善无恶和专讲不学不虑的流派。 王敔的这些说法按之于船山本人的著述，应当说大体上是符合船山所表达的主张的。

　　船山对于象山、阳明之学的指斥是一贯而明确的。但相比起来，船山对于朱子之学的态度要复杂一些。他的前期代表作《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既有尊重和肯定，又在理论上有所异议，对朱子后学则批评较多。然而，很明显的是，船山与陆王的分歧是被他自己看作为正学与邪说的分歧；而与象山、阳明相比，他与程朱的分歧则主要是哲学上、理论上的，被他看作为正学内部的理论差异。他对朱子学后人的批评也主要是不满于他们流入考证训诂，而不是视之为邪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船山对朱子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读四书大全说》中对于朱子学的《四书》诠释，在大关节上予以肯定的同时，往往有苛评之处，盖与其当时心境有关，虽然主要针对于朱门后学者。但在船山后期，对朱子的态度渐就平实，在《礼记章句》和《四书训义》中对朱子的推崇明显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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