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列宁语)，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献身于自己的国家，应视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源头之一。

    楚人的爱国精神，在公元前 506年吴楚战争之中表现得相当充分。当时，楚国的国君年幼的楚昭王及其母后孟嬴表现了与楚国共存亡，誓死不降的决心。楚国的将帅们表现出成仁取义、誓死如归的精神。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市)之战中，楚莫敖大心身陷重围，浴血奋战，最后抚其御者的手说：“楚国败亡之期已到，我将为楚国一死，现已兵尽矢绝，要与敌人徒手搏斗。要是能扑杀一人，摔杀一人，就不枉楚国的社稷哺育了我，我就死而螟目了。”他冲入敌群，徒手格斗，断膈决腹而死。楚国的文武百官，人自为战。有的泣血秦庭，请求援兵。有的驱逐燧象，冲破敌阵。有的跋涉江湖，保存档案。有的远走他国，开辟抗吴援楚的第二战场。有的弃杀父之仇投身于抗吴大局。楚国的平民百姓，都表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纪南城中的一位宰羊工屠羊说成了抗战的英雄。孟嬴宫的婢女，都手持武器，守卫宫门。

    在吴楚之战中楚人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的历史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楚威王请莫敖子华传授楚国历史上只图奉献而献身楚国的爱国者的事迹，子华所介绍的楚国五位著名的爱国者除令尹子文外，都是反对吴国入侵的民族英雄。楚怀王时期秦楚汉中之战中，楚国的高级将领(通侯、执珪)为国捐躯者70余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的实现，亦是楚人爱国精神的回光与余波。楚人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长期闪耀着历史的光芒。战国后期的屈原更是楚国爱国精神的代表人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爱国典型。

    屈原是一位博学多才，志高行洁的政治家。他本愿竭忠尽智，辅佐楚怀王，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劳。但遭谗臣年陷，信而见疑，忠而见谤，被排斥以致被逐。

    屈原的政治主张的要点是：任贤举能，立法富国，联秦抗齐。他的内政与外交上的主见，不仅符合楚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楚国通过强大与发展来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以适应历史的趋势。但楚怀王父子不辨忠奸，顽固派党人又不断诬陷，以致壮怀不就，身世多艰。他奋而作《离骚》、悲而作《哀郢》，以文学的形式为楚国的存亡大声呐喊，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抒发自己的爱国深情。

    他在《离骚》中写道：“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虽解体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是说只要楚国能发展强大，即使自己遭殃受难，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

    他还在《哀郢》中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无论是生离死别，都永远眷念自己的乡邦。

    他在《国殇》中为奋勇抗秦而献身疆场的楚国将士泣血讴歌：“带长铗兮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他的这种震憾人们灵魂的爱国情愫，成为中华儿女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荣辱与共和叶落归根的共同心声。

    屈原的爱国思想的形成，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史传屈原祖先屈瑕为楚武王之后，武王是楚国第一个以马革裹尸的国君，而屈瑕亦因兵败而引罪自杀。楚文王时的屈重，开疆拓土，成王时的屈完，义责齐恒管仲。庄王时的屈巫臣，康王时的屈到、屈建、屈荡，灵王时的屈申、屈生、昭王时的屈大心，惠王时的屈庐，悼王时的屈宜臼，怀王时的屈匄。这些人中虽有个别人是为善不终或思想保守，但大多数是效忠楚国、勇赴国难的人。楚国末年，楚军与秦军决战时，血洒沙场以保卫项燕突围的又是屈氏后代屈定。屈族的先辈的爱国精神，自然对屈原产生了影响。对被俘遇难的英雄气概十分敬佩，为这写下了《国殇》。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人的真挚而炽热的爱国表现，正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一。它不仅使楚国国祚绵长，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经过不断地弘扬与发展，就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与生命力。

    楚人的赤子拳拳的爱国精神，既是楚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民族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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