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楚国，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视为偏居南隅的蛮夷之邦，始终受到歧视和。然而，正是这种逆境造就了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独立自强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从熊渠立其三子为王到楚武王自立为王再到楚庄王称霸中原的近三百年间，楚国在反抗周王朝的压迫和歧视中走出了一条强国之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事的变化，到战国后期，楚国贵族统治集团逐渐变得昏庸腐败，楚国先君那种“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被丢弃殆尽，楚国也随之从强盛的顶峰跌入败亡的低谷。

    楚国后期的内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君腐化堕落。从楚灵王、楚平王开始，楚国政治的弊端逐步显露，腐败滋生蔓延。他们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导致国疲民贫，给楚国造成重大创伤。其间虽有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强盛一时和威王开疆拓土有所作为，但楚国君臣贪图享乐的风气已蔚然形成，到楚顷襄王时，甚至“专逸淫侈靡，不顾国政”，致使国势顿衰，民心涣散。在强秦的进攻面前，楚国已经无法摆脱灭亡的命运了。二是奸臣。楚国历史上虽不乏诸如孙叔敖、申包胥、屈原等忠良贤臣，但精于谋私、的奸佞谗臣亦不乏人在，而且这些人得势的时间很长。奸臣与昏君结合导致楚国吏治败坏，其中最突出的当推平王时期的费无极、怀王时期的靳尚、公子兰之流。他们嫉贤纳贿，为非作歹，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昏庸的平王、怀王肆意放纵，导致楚国的内政外交一片混乱，元气大伤。三是贪污贿赂公行。奸臣往往与贪官连在一起。楚昭王幼年继位，权力掌握在令尹子常手中。而令尹子常“贿而信谗”，公然带头索贿受贿，其贪欲之状“如饿狼焉”，对待小国也极尽搜刮之能事。楚怀王时期的令尹子兰、宠臣靳尚、夫人郑袖等一班权贵，也都是贪财卖国的蛀虫。由这些人把持朝政，楚国焉有不亡之理？

    楚国的内败之风之所以愈演愈烈，也是事出有因的。

    一是贵族把持特权，制度僵化保守。从楚庄王以后，楚国形成了以楚王及其子弟为主的执政集团，采取任人惟亲体制，使权力集中在以楚王为核心的王室亲贵手中。这一方面加强了楚国王权的专制体制，避免了王权旁落、江山改姓，但也带来了制度的僵化保守。王室阶层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专横独断，不许异国贤才插足政权之中，这就难以使楚国政治推陈出新，开出新局。《吕氏春秋·察今》曾以“刻舟求剑”和“抱婴投江”的寓言来比喻楚国政治的僵化：“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僵化的政治制度是其缺乏创新活力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又造成了楚国的内败与朝政混乱。

    二是派系斗争激烈，造成严重内耗。由于楚国是公子世族专权，其结果必然是各派势力为把持朝政、讨好国王而互相攻讦政治，导致内部的此伏彼起，没有宁日。逃亡到吴国的伍子胥曾尖锐指出：“楚执政众而乖。”就是说楚国朝臣之间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之风甚烈。《战国策·中山策》也记载了秦将白起对当时楚国内政状况的评论：“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白起认为他之所以能够“拔郢”，主要是由于楚国内政的腐败和百姓的离心。

    三是贪图享乐成风，民众怨声载道。早期和中期的楚国君臣比较注意律己和节俭，关注民间疾苦，因而形成了某种政清人和的局面。如史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楚庄王能够做到体察民情、以德惠民，关心百姓冷暖，赈救穷乏之士，因此“国人大说”，“远者来朝，近者入宾”。然而，后期的楚国君臣却热衷于作乐，穷奢极欲，沉湎于醉生梦死之中。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楚怀王利令智昏，为贪图小利而上当受骗，“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的愚蠢行为就不难理解了。更有甚者，即使到了亡国前夕，被称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居然也把斗富比阔的豪奢之风推向顶峰，他相楚20多年，主宰楚国朝政大权，其门客个个衣着光鲜，浑身珠光宝气，连穿的鞋子都缀满珍珠。直到130多年后，司马迁考察“春申君故居”，仍惊叹其宫殿的豪华壮丽：“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可见，斗富比阔的奢侈之风已彻底征服了楚国的君臣，他们只顾享受，哪里还顾得上国家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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