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考古调查和发掘证明，这里属于西周时期的遗址有：宜昌县的下牢溪、三斗坪、覃家沱、黄土包、小溪口；秭归县的官庄坪、乔家坝、柳林溪上层等。这些遗址出土的主要器类有尖沿、尖唇侈口锥足鬲、深腹盂、粗柄折盘豆和罐、盆、缸等日用陶器；陶色以泥质红陶和橙红陶居多，泥质灰陶、褐陶、黑陶次之。这个阶段的文化面貌与当阳磨盘山西周楚文化遗物特征相似，应属于西周时期的楚文化范畴，也可能是属楚系的文化传统，其时代约为西周中期，即楚文化的滥觞期。

    在长江西陵峡所见的另一种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与当阳磨盘山的遗存则有区别，但其主要特征仍属楚系。因此，研究界把它称为楚文化的支流。如：秭发县官庄坪遗址出土的小口方唇鬲、巷沿罐、碗形豆、斜肩鼓瓮等器物，与江汉地区典型的西周楚文化遗存面貌不尽一致。据史籍载，西周夷王时，楚熊渠封嫡嗣熊挚于夔，为楚附庸，“后王命曰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杜预注：“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发县”。《史记·楚世家》集解云：“夔在巫山之阳，秭归乡是也”。是知芊姓夔国地在今秭发县境。因此，有关学界将这一不同的文化遗存归于楚附庸国——夔于国的。

    东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址颁地域则更为广泛，仅在西陵峡两岸，发现有路家河、伍相庙、大沙坝、五家坝、水府庙、刘家坝、王马桥、曲溪口、土 地庙、甲沟等数十处。归纳起来主要器类有陶鬲、豆、罐、盆、鼎、瓮等；陶质以红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其文化性质仍属于楚文化系统，时代延续较长，特别是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的遗物较多。上述文化遗存面貌，与江陵、当阳等地同期楚文化面貌极为一致，说明楚文化在此阶段的发展是巩固和统一的，印证了文献上所记，大约在春秋中叶前后，即“楚人来夔，以夔子归”的前后，楚国便直接统治了长阳西陵峡，与巴国在峡江互置关隘对峙。

    东周时期，长江三峡地区还有一种与楚文化并存的巴文化遗存，这类文化遗存除少量的绳纹陶罐、陶壶、陶釜外，主要是反映在青铜器上，如巴东县和秭归发现许多巴式虎纹剑、巴式掌心纹矛、巴式虎纹戈、巴式柳叶矛等虎钮镦于、靴形铜刀、虎形铜带钩等具有特色的巴国青铜器。令人惊奇的是，上述这些青铜器主往与楚国青铜器 出一地或一墓，有的出于楚地的巴人墓；有的则是出于巴地的楚人墓。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东周时期巴、楚两国文化在长江三峡地区发展和共存的历史实际。

    古籍记载，后照为巴人始祖，巴国的主体是人，早期都城在枳（今涪临）。巴文化的分布地域空间，大体是北达秦岭，南及黔中，西连岷山，东至荆楚。楚人始祖为祝融，芊姓楚人是李连的后裔，早期都城在丹阳（一说秭发、一说枝江、一说丹淅）。楚文化极励之时，是南卷杨越，北达黄河，东并吴越，西连巴蜀，地半天下，浸染了南中国半壁河山。它经济奇盛，文赋纷华，堪与中原文化相匹。

    据史明载，春秋中期以前，巴、楚是政治、军事同盟国。春秋中叶以后，楚称霸中原，并“开濮地而有之”。因巴当时主要活动于濮地水域，故巴、楚关系不断恶化。巴在楚的逼迫下，防线逐步西移，并将都城迁至江州（今重庆市区）。至战国，巴的势力已离开楚境。以后，巴、楚两国经常在峡江的江关、阳关第弱关“数相攻伐”。随着巴、楚矛盾的发展，故楚郢都流行有“《下里巴人》”等通俗易懂的歌曲。这说明楚国境内生活着会唱歌的巴人。《华阳国志·巴志》称：“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又说明巴地同样生活着更多的楚人。楚地文化所以发现如此众多的巴文物；巴地也同样发现有如此众多的楚文物，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巴、楚两个邻国文化交汇互摄的可靠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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