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周末版推出“三晋文化名城走笔”栏目，连载了我的系列旅游文化散文。目前已持续了一年。 　　

我写的对象，大都是三晋域内的旅游名城，通过深入挖掘不同城市各具特色的文化个性，深入探讨这些文化个性与中华母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非常关注它们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比如，同样是佛教文化名城，大同展示的是佛教东传中国早期的盛世欢歌；五台展示的是佛教文化发展中期的大悲世界；交城、隰县等处的胜迹代表的又是晚期的世俗画图。晋商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其鲜明的断代特征，基本上可以分为原始积累、资本扩张、官商一体、腐化末落四个阶段。我在写晋商文化名城时，立足于一座城市重点展示晋商的一个阶段或一个侧面，如《祁县望族》重点展示晋商的原始积累和艰难起步；《古城平遥》着重写晋商的资本扩张和巨大影响；《灵石探胜》通过王家大院与故宫在结构布局上的同一性，揭示官商一体的心态模式；《漫话金太谷》折射晋商晚期的衰落。四座晋商文化名城，着眼点各不相同，但彼此间气韵相连，形成了晋商完整的发展史。 　　

每座文化名成，都有其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思想内涵，它隐藏在文物古迹的背后，隐藏在导游解说的背后，隐藏在旅游休闲的背后，需要我们用眼光和智慧去发现它。 　　

我的这些文章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肯定，更重要的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观注山西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关注山西旅游，关注我省的调产战略，关注如何能提高旅游经济的文化含量。而这，也正是这些文章的创作初衷。 　　

多年的旅游实践，使我认识到，山西是文物大省，却不是旅游大省。这其中的差距，除了区位优势差、景点不集中等客观因素之外，也有一些人为因素，概括起来，是“七重七轻”，即重表面宣传、轻文化内涵；重浅表性开发、轻综合性利用，重文物旅游、轻特色旅游；重内引外联，轻抢滩入市；重眼前回报，轻风险机制；重经济收入、轻人才吸纳；重旅游开发、轻文物保护等等。现代化的旅游业，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一项文化产业。没有文化人的广泛参与，没有文化上的深层次研究，没有文化内涵的深入开掘，没有系列文化成果的产生，势必造成旅游活动的表面化和阶段性。有一年我到旅游名城苏州开会，无意中购到了两套苏州文化丛书。一套是苏州本地文化人写的《苏州史记》。

《苏州园林》、《苏州状元》、《苏州文选》、《苏州小巷》、《百年观前》……另一套是全国文化名人撰写的苏州风情系列，有黄裳的《小楼春雨》、周瘦鹃的《紫兰忆语》、郑逸梅的《味灯慢笔》、冯英子的《吴宫花草》、邓云乡的《水巷桂花》……文化名城，再加上文化名人的文化作包装，古城苏州的游客一年四季爆满。山西，作为文物大省，文化大省，近年除了接二连三地搞了几次大型活动，出过几本导游册之外，又有多少有分量，有价值的旅游文化产品问世？山西文物是历代文化名人的心血结晶，可是当今的文化名人又有几人去关注它、研究它、开掘它？旅游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如果缺少了文化包装和文化含量，就如同雄鹰缺少了腾飞的翅膀。山西旅游，有点像山西汾酒，有很好的文化内涵和资源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却没有打好“文化牌”。 　　

可以说，以上这些思考贯穿在了“三晋文化名城走笔”创作的始终。在这次系列创作结束之际，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和期待：“文物大省”能尽快成为旅游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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