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泻千里的黄河，几经曲折从内蒙流入山陕峡谷，越过偏关县寺沟，就到了位于晋、陕、蒙交界的河曲、保德县。这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人俊音甜，到处可以听到动人的歌声，素有“民歌之海”的美称。

“二人台”这一地方小戏就植根在这块土地上，一出《走西口》更以它真实的社会内容、细腻的生活细节、精彩传神的表演、韵味浓郁的唱腔而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二人台”是起源于河曲，流传于晋北、内蒙西部、陕西北部、河北张家口等地的地方小戏。它在表演程式上属于“两小”戏。角色仅有小丑小旦或小生、小旦两人，表演生动活泼，唱腔洒脱奔放，委婉流畅，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二人台最初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朝末期，逢年过节，一些闹红火的人聚在一起，在屋内、院落、村头、广场进行地摊演唱，都是河曲民歌的小曲小调，这种娱乐活动俗称“打坐腔”。到了清咸丰初年，这种“打坐腔”吸收了姊妹艺术中的秧歌、高跷、旱船、道情等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一些舞蹈动作，由旦丑两角色一进一退走场表演。逢年过节观看的人围拢在火龙（旺火）四周，演员和乐队在场内表演，当地人叫“转火龙”。到了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至1864年），由于河曲广大劳苦百姓因生活所迫“走西口”，把这种艺术形式带到口外，吸收融化内蒙民歌的音乐语言及戏剧化妆等特长，使之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具有戏曲雏形的地方小戏。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约有 120个，内容多取材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可分为“硬码戏”与“带鞭戏”两类，“硬码戏”偏重于唱、念、做，突出表演作用，如《走西口》、《探病》等。“带鞭戏”是载歌载舞、歌舞并生，如《挂红灯》、《打金钱》等。其内容多是表现农家生活和爱情生活等。 
   

二人台的音乐分腔和牌曲两部分。唱腔多承用民歌曲调，有些经过各种速度的变化处理，已走向板式化。牌曲部分，基本是民歌基础上的器乐化。此外还吸收、借鉴了古牌曲、民间吹奏乐等，使其越来越丰富。演奏和伴奏时，主要有洋琴、笛子、四胡、二胡、四块瓦等乐器。音乐具有优美、清新、秀丽、明朗等特点。

《走西口》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血与泪，苦与恨，情与爱的生动写照。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在封建社会，由于这里地瘠民贫，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层层盘剥，广大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经过山西北部的杀虎口，跨越长城，到察哈尔、绥远等地，即今河套、后山一带去垦荒。因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个通道口——一张家口的西面，故称“西口”。内地人把从杀虎口进入内蒙地区叫“走西口”。河曲旧志记载：“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许许多多的贫苦农民为了养家糊口，维持温饱，到“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口外去出卖劳动力，沿途要遭遇数不尽的艰难，完全是一种非人的生活。

《走西口》创作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反映山西大旱灾后，太春和玉莲这对新婚夫妇，为生计所迫，忍痛分离时的无限悲苦。整出戏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不是以故事诱人，而是以细节出戏，以真情感人。新婚不久的太春出去借粮，没有借上，就与伙伴相约远出西口谋生。当他不得不把动身的消息告诉妻子孙玉莲时，整出戏的情节推向了高潮，通过人物的对话，表达了夫妻情深意浓、恋恋不舍的心情。丈夫去口外谋生，妻子多方叮咛，一方语重心长、一方声声相应，对话是那样娓娓动听，情意绵长。通过人物的语言，深刻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哥哥你走西口，

实难留，

怀抱上梳头匣，

给哥哥梳梳头。

清朝男子都留有长辫，这是特有的服饰民俗，从妻子给丈夫梳头开始，到离家后衣、食、住、行的嘱咐，“吃饭你要吃热”，“喝水要喝长流水”，“走路要走大路”，“住店要住大店”，“坐船要坐船舱”，凡是一个做妻子应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一般妻子想不到的，她也想到了，一桩桩、一件件是那样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临到分别的最后一刻，说出了一个纯洁少妇最担忧的事情：

哥哥西口外行，

不要贪“花红”，

恐怕你变了心，

忘了妹妹的恩情。

她谆谆告诫丈夫不要沾花惹草，没有感情基础的朋友是不牢靠的：

有钱是朋友，

无钱眼下瞅，

总不如，

年长日又久。

通过叮嘱的全部内容，难分难舍的全部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纯朴多情、温柔细腻的农村妇女的形象。最后太春终于与玉莲分手了，当太春“走出二里半，扭回头来看”时，“望见玉莲，还在房上站。”这真挚、素淡的粗线条勾勒，可以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眼的凄苦动人的场面洒下同情的泪水。

如今，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的河曲、保德已是旧貌换新颜，它以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晋、陕、蒙三省区的商业流通集市，昔日走西口的悲惨生活已成为过去，但是二人台这朵民间小戏的奇葩，将永远开放在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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