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的音乐文化自古就比较发达。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土的编钟上，刻有申国（西周时期立国于今之南阳境内的一个诸侯国）的音律名称“屖则”（律位相当于宗周十二律中的“蕤宾”），这说明今之南阳境内早在西周时期音乐文化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并且对其他地区当时和后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嗣后，南阳出土的大量音乐文物更确证了这一点——1979年南阳考古工作者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群中发掘出了玉笛、石排箫、编钟、编磬等古代乐器。其中二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达26件之多，分上下两层悬挂，音域将近跨越五个八度，音质纯正，十二律俱全；同时出土的13管石排箫，在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同种乐器中是最早的一件。《诗经•国风》收入“周南”诗歌11篇，根据春秋时期“周南”所指的地理位置来判断，其中大部分篇目当是古代南阳民歌的遗存。到了汉代，据张衡《南都赋》记载，南阳人聚会时“弹筝吹笙，更为新生”，可见当时南阳音乐文化之普及；从已出土的大量南阳汉画像石中还可以看到，在当时南阳人的音乐生活中所应用的乐器种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吹、弹、敲击应有尽有，并可从奏弄乐器的生动图像中窥见奏弄者技艺之高超与娴熟。继两汉至明、清，南阳传统音乐文化不断赓续和发展，尤其是民间音乐更为生机勃勃。魏晋南北朝时期，南阳境内曾是清商乐的重要乐种“西曲”的发源地和流行地（荆、郢、樊、邓）之一，同时，鼓吹（横吹）乐流行。唐代李白在《南都行》中写道：“清歌遏流云，艳舞有余闲。”这是对当时南阳民间音乐高度发展状况的写照。明、清两代小曲（史称“明清俗曲”）在南阳也十分盛行，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呈南、北两路在南阳相交会的局面。南北小曲与南阳本土民歌相结合、融会，为后来南阳曲艺音乐和戏曲音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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