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解不开的疑问
　　第一次去朱仙镇，接待记者的是镇党委的一位副书记。他领我看了镇上几个景点——岳飞庙、关帝庙、清真寺和启封古城遗址。我试图与他或其他镇上官员讨论关于朱仙镇能否再度振兴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说，看看资料，什么都有了。
　　第二次去朱仙镇时，我预先没有和镇政府联系，而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在“民间”闲逛。闲逛中，我依旧没能消解心头的疑惑：朱仙镇业已逝去的繁华究竟是何种程度上的繁华？是否有点言过其实？
　　岳飞庙的导游金瑾说，关帝庙那石板路，是镇里用散落的老石碑在很早以前铺就的。她蹲子，擦去石板上的浮土，露出石板上的字迹，以证实自己的说法无误。街头一位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我小时候，这镇上的庙宇还一个挨一个，关帝庙的木牌坊也在。现在，这些都毁了。”听着老人的感叹，看着关帝庙前那对漂亮的石狮子，触摸着贾鲁河上老态龙钟的大石桥石栏，我对朱仙镇繁华往昔的怀疑又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贯穿朱仙镇南北的贾鲁河，当地人称之为东京运粮河。如今的贾鲁河水极浅，水色如墨，似乎连扬起波纹的气力都没了。两岸的仿古商街空空如也，寂静得有些压抑。
　　作为中原地区连接江淮流域的最大水陆交通码头，朱仙镇是如何衰落的呢？单单一个黄河泛滥还弄不败它、整不死它，那么是谁给了它最致命的一击？是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势所致？还是近代铁路、公路的兴起与发展败了朱仙镇的地运？没有太多的学者给朱仙镇的衰落原因下一个最终的结论，不过大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贾鲁河赖以载舟的水干涸了，朱仙镇便随之萧条了。这是否是最直接、最根本、最实质的原因？我实在说不清楚，也不想对业已形成的观点礼貌般地点头称是。
　　我心存着解不开的疑问，返回郑州。我不知道该如何在“厚重河南”这个版上向读者表述朱仙镇的历史和现在，也不知道表述它的意义是什么。是把历史资料再作一次糅合，玩一次文字粘贴，还是试图告诉人们，只要我们肯努力，就能够在今天重新拷贝出一个明清时代的朱仙镇？
　　有必要拷贝繁华的过去吗？确实，今天有不少人在做这样的努力，尤其是先前自认阔过也的确阔过的地方，譬如西安、开封、南京、杭州、扬州等。曾经阔过的朱仙镇，也有这个愿望。

一个淳朴的中原乡镇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城市的建立是因为人类想要过上好日子、方便的日子。
　　人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不断建造城市的历史。全世界的乡村人口正在不断拥向城市，更多的城市正在无休止地向四周膨胀。巴黎最初的规模只限于一个叫斯德岛的小岛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巴黎人又在老城之外建立了拉·德芳斯新城。几年前的浦东新区，在上海人眼里还是乡下，如今已经成了新上海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朱仙镇人振兴古镇的动机，就是想使朱仙镇的“沙盘”建得更大一些，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朱仙镇政府就有一个“沙盘”式的计划。其实，朱仙镇人的胃口并不是很大。他们的愿望也只是有限地修缮或恢复昔日的庙宇、街道。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有没有必要为历史盛名所累，死抱着复古主义的情结去实现振兴之路？即便此路可行，所需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即便是募到了资金，盖起来的仿古楼宇人们认不认？
　　皖南徽州原本已经保留了许多明清两代的牌坊和民居，却傻乎乎地又投巨资建了一个“徽州文化艺术园”，拷贝了一个又一个的仿古牌坊，结果招来一顿臭骂，落了个名利双亏。安徽人建“徽州文化艺术园”，其初衷是想让游人无须路途颠簸，就把徽州一府六县的景点一览无余。虽然想法很好，但他们花钱费力建起来的伪“古董”，却倒了大多数旅游者的胃口。
　　朱仙镇是否在重复着与徽州同样的错误？这只是一个问题的提出，不是结论。我们没有能力为一件正在进行的事情过早下结论，但有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催着我们思考。
　　其实，在我们之前，有一个学者已经思考过了。
　　１９９６年９月，这位只身来到河南，再次对中原乡村社会进行调研，９月２３日当他第二次来到朱仙镇时，留下了如下的文字：
　　上次来访，时值麦收时节，全镇街道，几乎全成打麦场。此次重访，恰临秋收，大街小巷，晒满玉米。百余年前华北平原上的繁华市镇，如今只是一个大村落。
　　我没有断章取义的意思，这是实情。如今的朱仙镇，的确长着一副很典型的中原乡镇的淳朴样子。

水运时代造就朱仙镇辉煌
　　在我们审视朱仙镇兴衰之前，有必要对古代中国倚重水运的历史和朱仙镇的过去作一扼要交代。
　　从拍摄于清朝末年的老照片中我们发现，当时车辆的轮子大得有些夸张。那圆圆的轱辘一看就知是木质的。有着这种轮子的车辆，在当时那些颠簸的土路上前行，可想而知该是多么艰难。因为陆路运输困难，所以在古代中国，水运的地位至关重要。如果有自然河道，人们肯定会把它利用起来。在没有河水的地方，人工掘地也得整出一条能浮舟载船的河道。战国时的鸿沟、隋代的大运河、明朝的贾鲁河等，大都由人工开掘而成。当时挖掘运河，犹如现在的铺铁路或者修高速公路。
　　北宋的首都汴梁，就是一个河运的中心。元代时，黄河多次在开封决口，汴河等河流最终被泥沙淤塞。明弘治七年（公元１４９４年）开始开掘贾鲁河，至明末，贾鲁河完全开通。朱仙镇的繁荣，即自贾鲁河开通之日始。
　　朱仙镇最兴盛的时期是清康熙年间。当时，朱仙镇的镇区呈不规则的圆形，纵横三里许，周长十里余，有四个大门。河水自北南下，穿镇而过。在镇外的贾鲁河上，设置有一个闸门，可启能闭。舟船从朱仙镇南下，经淮河可远达扬州。
　　朱仙镇人一说起过去就不禁眉飞色舞：“那时俺这镇上人口２０多万不说，光各地的客商就有好几万，街道、庙宇多得数不过来。”
　　当时的朱仙镇究竟有多繁华、多阔气？在这方面只有史料文字的简单记述和口口相传的人云亦云，没有任何可资“养眼”的场景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不过，与同列四大名镇的汉口作一下对照，多少可以弥补这一遗憾。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汉口，还是一派粉墙黛瓦、千帆林立的南方水城神韵，那是一帧泛黄的老照片给人的直观感觉。在四大名镇中，朱仙镇和汉口都是因水运而盛极一时的，故而可作一比。
　　当年的朱仙镇确实不愧为一方商业重镇。据史料记载，镇中往来客居的商人，有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诸省的，其中以晋商实力最雄厚。晋商在朱仙镇上设票号、建关帝庙，垄断了金融行业。陕甘帮多经营山货皮毛，徽商帮专营典当、茶业，福建人一般贩米卖糖，本省人则开酒肆和手工业作坊。本镇西双泰的竹竿青酒、玉堂号的豆腐干以及年画，也是远近驰名的品牌。
　　朱仙镇不仅是商业重镇，也是历史名镇。信陵君门客朱亥，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用铁椎击杀晋鄙的那位大侠，老家就在这里；岳飞北伐，却被朝廷十二道金牌召回，也是在这里；李自成曾经在这里与明军主力激战；太平军、捻军攻打开封时，都是屯兵朱仙镇。
    贾鲁河淤塞之后,朱仙镇走向衰落，是黄河多次施暴的结果。据《开封县志》载，从公元１１９４年到公元１９４４年的７５０年间，黄河在开封县境内决溢多达３７１次，平均两年泛滥一次。每次黄河泛滥，都会出现城镇被毁、村落消失、耕地被淹和民众流离失所的惨剧。黄河泛滥造成泥沙淤积，贾鲁河的河床逐年抬高。朱仙镇完全不通舟楫，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其水运地位随即被周家口代替，这是历史学者认定的朱仙镇衰败的第一个阶段。４年之后，京汉铁路通车（１９０４年）。１９１２年，津浦铁路开通。于是，中国整个南北交通路线面目全非，一个倚重水运的时代彻底宣告结束。
　　据朱仙镇略通文墨的老人讲，清朝道光年间，大水淹了朱仙镇的东镇。当时水深丈余，水退后积沙数尺。此后，店铺大多西移，西镇成了维系朱仙镇繁荣的最后屏障。
　　河南省文化厅的老开封人钱大梁说：“唐代以后，长安、洛阳急剧衰落，而汴梁却因为有了汴河的存在，五代之后一步步繁盛起来。明清之后，汴河、贾鲁河水运功能消失，开封区域作为河南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随之逐渐减弱，最终拱手让给新兴城市郑州。”
　　一些学者甚至从风水学的角度把这种转移解释为是“地运”变化所致。其实，汉口“命中注定”也要面对洪水的肆意蹂躏。史载，从公元７７０年到公元１８２１年，也就是１０００多年的时间里，汉口地区就发生过５０多次比较大的洪水。１９３１年的大水险些毁了现在的武汉三镇，慌得司令官夏斗寅在龙王庙设案烧香，面对长江三跪九叩。蒋介石也急匆匆赶到武汉视察水情，发表《告被灾同胞书》。单单是水灾也就罢了，火灾、战争也是汉口的常客。
　　作家池莉说，老武汉是泼皮的，它熬过来了。武汉如果没有了汉口，也难以构成灯红酒绿的商业文明。汉水、长江没有淤塞，依旧可以行舟。况且，铁路时代又恰在汉口挽了一个结，汉口的“地运”便没有败。汉口没有衰落的理由。不到百年的光景，汉口就全然改了昔日小巧的南国俊模样，抖搂出一身大都市的习俗与豪气。
　　而咱们的朱仙镇呢，它没有办法留下过去的，也没来得及创造出新的，就被人类不断追寻好日子的意志抛弃了。

复兴计划开始于八年前
　　中国古代四大名镇包括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和广东的佛山镇。如今这四大名镇中，唯独朱仙镇依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镇。
　　１９９５年初，朱仙镇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这个昔日的明星镇决心突出重围，击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重困境，在新时代再现辉煌。在“大干，干大，干快，干好”的口号下，朱仙镇制定出了一个“超常规、大跨度”的发展战略，计划在两三年内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这一动机良好的计划，在后来被人称为“不自量力的冒进”。
　　一位学者记录了朱仙镇的那次努力：
　　１９９５年，镇上同时启动多项城镇建设工程，一是投资近百万元盖现代化的镇办公大楼，二是拓宽镇内的四条大街，三是在镇中建“开发区”，四是硬化村、镇之间的道路等。同时兴建那么多的工程，钱从何处来？向银行贷款，但是县各银行已无多少钱可贷。余下的只有两途：一是要各基建工程队带资承包，许诺工程完成验收后付款；二是向全镇人摊派。
　　据一些资料显示，当年的“摊派”颇有些大庆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譬如，拆迁一间沿街民居，补偿１５０元至２００元；镇辖１４个村，每村集资１６万元，在镇中建一座楼。１９９５年，朱仙镇人均负担开发费将近６００元，而该镇１９９５年人均收入不过１２００元。
　　这次复兴计划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并没有终结朱仙镇振兴经济的决心。后来的镇领导继续推行复兴计划，只是策略上有所调整，方式上要温和得多。
　　镇政府一直想把朱仙镇开发成为一个影视城，一个旅游城。
　　朱仙镇距离开封２２．５公里，全镇人口３．８万，其中镇区人口１．８万，２００１年财政收入４６６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９８元。如此规模的一个小镇，究竟能撑起几条商街、多少店铺？毕竟朱仙镇不是上海，随便把石库门改造成“新天地”，就能把人气财气“哄”起来。对于朱仙镇政府来说，发展旅游产业也许还算是诸多条道路中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开封人多年来不也在一直致力于以旅游为“突破口”拉动城市经济吗？尽管与预期的目标还有距离，尽管有人对旅游兴城颇有微词，但谁又能够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开封人、朱仙镇人自有他们的苦涩。在看不清结果的犹豫中，他们不得不继往开来，一根筋地执著。

厚重的文化与薄弱的经济
　　２００２年，朱仙镇建设规划又有了新的设想：一、拓宽改造仿穆斯林一条街。该街全长２３４７米，宽２５米，总投资额１９０万元。另外要修建清真寺广场。这一工程需拆迁６２户，总投资９０万元。二、维修清真寺与建民俗馆，需７１万元。三、建设木版年画民俗村和木版年画一条街，总投资１１０万元。此外，还有运粮河的清淤、一河两岸商业街以及镇内几条街区门面房的仿古改造等工程。一共下来，预算资金需１７６５万元。关于资金问题，镇里有简要的文字表述：“依我镇目前的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只能拿出３００万元，仍有１４６５万元的差距，恳请市委、市政府酌情解决。”
　　阅读了大量关于朱仙镇的“内部材料”后，作为局外人，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朱仙镇是一个没有工业的镇，这与拥有以瓷器或陶器为主体的雄厚工业基础的景德镇、佛山不同。朱仙镇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吃土地”，一年也不过四五百万元的进账。镇里干部、教师几百号人，发了薪水之后，财政收入已所剩无几。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能够理解朱仙镇人想借“历史文化遗存”迅速致富的初衷。像上海的周庄、安徽的西递和宏村，都是单靠旅游业就迅速致富的。
　　就历史渊源而言，朱仙镇远比周庄、西递、宏村悠久厚重。仅历史遗迹和文物，朱仙镇便有“内八景外八景”之说。作为外八景之一的启封城遗址，少说也有２６００年的建城史。还有镇内的岳飞庙、关帝庙、清真寺，哪一个不是飞檐挑角、雕梁画栋？单说岳飞庙吧，朱仙镇的岳飞庙是中国三大岳飞庙之一。从文化艺术方面来说，朱仙镇木版年画被公认是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
　　然而，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给朱仙镇带来可观的真金白银。

一道无解的历史方程
　　朱仙镇的历史和文化是辉煌厚重的。不过，有一个细节被朱仙镇人忽略了。
　　砖木结构的房子，耐久不得。我国古代楼阁庙宇里石碑上，碑文总免不了一番唠叨：某某始建于某某朝，某某重修于某某年间。这似乎已经成了套话。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砖瓦木石已非出自古人之手，而是某仿古建筑公司所为。
　　启封城遗址不管多么具有考古价值，也仅仅是学者留连忘返的地方。在一般人眼里，它也就只是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儿。到１９８６年，地表之上的岳飞庙仅存一座摇摇欲坠、四壁漏风的大殿。１９９１年朱仙镇人用无限的虔诚和有限的资金恢复其历史原貌时，注定要留下工艺不精的抱憾。
　　从这一点来看，朱仙镇的八大景就没法与徽州的宏村、西递那些原汁原味的明清老房子“过招”。
　　朱仙镇人自己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朱仙镇旅游业发展的报告中称：“（从开封）开车４０分钟到镇，个把小时在朱仙镇游览完毕，给人以不值得看的感觉，游客在朱仙镇只留下门票钱，未给朱仙镇带来其他效益。”原开封市旅游局局长高力正曾说：“我可以将团队介绍给你们朱仙镇，但旅游车辆停哪儿？客人如果要上厕所，我再用车将客人拉回开封吗？”之所以有这一番“牢骚”，当然是因为朱仙镇景点尚无一处合格的停车场和水冲式厕所。
　　一位学者在提到朱仙镇发展旅游业的问题时，也有不同看法：“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总想找到一个‘突破口’以便奇迹般地赶超发达地区，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说‘旅游业是一种无烟且高效产业’，抽象地拿来也没有错，但要发展旅游业，一要凭特殊的自然景观，二要凭特殊的人文景观。复制的‘人文景观’能否引起游人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个值得考虑的大问题。”
　　事实上，自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岳飞庙对外开放以来，朱仙镇接待游客虽已达８０万人次，可是近几年游客的人数又有缓慢下降的苗头。不过，朱仙镇人对投资旅游业依然抱有希望。他们认为，只要再追加投入，完善已有的景点，再开发一些新景点，到２００４年门票收入可达４８７．８万元，其他收入２４．３９万元。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几百万的旅游收入也许已经是一个让人满意的数目了。不过如果与其他三个历史名镇相比，这个数字就说不出口了。
　　开篇时，我即想撂出一句也许是很不负责任的话：朱仙镇没有充足理由再现历史的繁荣。这种结论，不是囿于经济、人口的简单类比。即便有一天，朱仙镇的客商、店铺、街道、庙宇超过了六百年前的一倍两倍，甚至更多，是不是就能够自豪地宣告，我们恢复了明清时代的朱仙镇？朱仙镇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曾经的角色和地位，是一个富得流油的现代朱仙镇就能替代的吗？
　　一旦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简单地与古地、古时、古势、古人攀比，所谓的复兴就会成为一句多少有点变味的口号。
　　倘若朱仙镇整个明清时代的老房子，甚至整个寨墙寨门都侥幸存留了下来，也大抵如山西平遥古城、皖南和江浙一带的古村落一般。那么朱仙镇人大概也可以一边住在祖辈留下来的豪宅里享着清福，一边收着游客们送来的大把钞票。只可惜朱仙镇所存古迹无几，他们要么只把历史当历史送进“教科书”里，要么利用历史做经济的盘算。
　　朱仙镇人心里想的实际就是后者。开封实际上也是遵循着这一美好思路在试图打造一个以历史人文景观为由头的旅游城市。他们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盖一些已经灰飞烟灭的老房子、老街道。一位学者说过，几乎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都有一个靠旅游致富的意愿。
　　河南省体改委《改革与理论》总编辑李萌认为：“历史名城也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可过分恋旧或为盛名所累。旅游发展经济，也是有前提的，光有历史的厚重，没有相对集中或保存完好的地表之上的文物，是构成不了旅游热点的。”
难解的方程！
　　城市规划学者亢亮说过：“居民聚落、城镇建制，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或因物产资源，或因交通要塞，或因战略区位，而逐渐形成城镇。”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
　　３５００年前，在熊耳河与金水河之间的高地之上，中国最古老的商城仰赖河水之利而兴起，盛极一时。但此后３０００多年，这里再没有“显摆”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一个灰头灰脑的乡镇般的郑州，这才有点都市的味道了。这一盛衰消长，地气之变化，仅仅是向西移动了７０多公里。
　　其实，纵使贾鲁河现在依旧水流不息，舟楫无堵，也已大势去矣。郑州迄今没一条像样的河流，也挡不住全省的人精往郑州跑，因为这个城市多的是机会。
　　明末清初，河南人口３００万左右，朱仙镇就有２０余万人。当时全世界超过５０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区区十个，用现在的口吻讲，当年朱仙镇有很多就业、发展的机会，自然就会勾得人去，客商、小贩、撑船工，连青红帮、妓女也跟着来了。像秦淮河的胭脂气一样，朱仙镇也有一条商业繁荣派生出来的春楼街。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个城镇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产生的阴阳两面中的一面。全河南十五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那里，当年的朱仙镇没有理由不“牛气”。
　　历经数十年规划论证后，世人瞩目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近期即将动工兴建。根据规划，其东线工程将利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作为长江水北送的主要渠道。东线第一期工程静态投资３２０亿元，工期５年，主要通过京杭大运河向山东和江苏两省供水。这是一个“古为今用”的不错的范例。假如这３２０亿元不是用于调水，而是投资再现隋炀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的“原貌”，恐怕就难以预料会是怎样的结局。好笑的成分大概会多于赞赏。
　　朱仙镇人面临的，其实也是一个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当然，要做好“古为今用”这道历史方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道难有答案的问题。
　　今天的朱仙镇人完全可以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不为历史的盛名所累所困，是村就按照村的经济规律来，是镇就照镇的模式走。开封、洛阳也好，安阳、南阳也罢，都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历史当聚宝盆，也不可误将厚重当包袱扛着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