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长着獠牙的
    大门：兽头门环狰狞可怖
    冬日的早晨，记者站在大名鼎鼎的内乡县衙门口。县衙座北朝南，古色古香，庭院深深，飞檐翘角的房屋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清晨的太阳从东边照过来，向阳的屋脊上洒满了温暖的阳光，而背阴的地方青砖灰瓦地依然幽暗阴冷。明暗冷暖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很古典的、立体感极强的画面。
    说起县衙，真不算陌生，古代没有乡一级政权机构，县衙是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政府机关，在《七品芝麻官》、《十五贯》、《卷席筒》、《苏三起解》等影视戏剧中，见识过不少大老爷升堂问案的场面，所以站在县衙门口，我有几分亲切感，也有几分好奇心。
    或许是因为我来得太早了，衙门口行人寥寥，鼓旁边，工作人员老王静静地清扫着地面。鼓被栅栏圈着，完全成了景观，我很想敲几下找找感觉，可踮着脚伸长了胳膊也够不着。老王过来拦住我：“这鼓不能随便敲的，过去没事乱敲要挨板子的。”弃了大鼓，我拿出手机，联系“衙门”里现如今的“官儿”——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热情的徐馆长马上“摆驾出迎”。老徐是这个博物馆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对县衙潜心研究多年。
    衙门衙门，一衙之门先要看个仔细。县衙大门面阔三间，中间是明间过道，黑漆大门上，一个狰狞的兽头门环格外引人注目，据说各级衙门的大门上都有这样一个门环，就连故宫龙头朱漆大门上的兽头门环也同样狰狞可怖。兽头不美也不祥和，古代大大小小的官儿为什么格外偏爱这“动物凶猛”?徐新华说，实际上，衙门的“衙”通牙齿的“牙”，原意是指带有獠牙的门。在尚武的唐朝，衙门和牙门通用，而到了斯文的宋朝，人们逐渐不知道牙门为何物了，但门上狰狞的兽头却保留下来。在古代，衙门是官府和权势的象征，说白了，就是用这个吓唬老百姓，制造森严压抑的气氛，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门房的东间前置鼓，供百姓击鼓鸣冤之用；西间前有两通石碑，分别刻着“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字样。越诉就是越级告状的意思，在古代这是影响县官政绩的事儿，所以大老爷在衙门口立下石碑，明定越诉要打50下屁股。
    古代有俗话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当时人们在走进衙门时总是很犹豫，这里是人们不得不依靠的国家机构，可里面又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暗和龌龊。别的不说，就是打板子时的轻重差别可就大了。有记载说，在内乡县衙大堂上，时常有人被板子活活打死。过去人说“天下衙门深似海”，不光说的是衙门规模大房子多，更是说里面人精多，门道多，窍门多。
    现如今的内乡县衙也是“无钱别进来”。因为这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县衙，又是全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进这个门要30元钱的门票。即便如此，这里还是人流不断，除去手持各种“条子”免费的，博物馆每年的门票收入还有一二百万元，在内乡这样的山区县，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仪门：礼仪之门规矩繁多
    在内乡县衙走了一圈，最让我感到别扭的，是仪门；最让我庆幸没生在古代的，是大堂。
    在县衙转悠，明显感觉到门多，过一道门又一道门，让人感叹庭院深深几许。仪门是进了衙门后的第二道正门，这个建筑没别的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大门和大堂之间多设一道门。
    仪门，取“有仪可象”之义，是一道礼仪之门。门修得很宽敞，但好好的门平时紧闭着，不让人走。从此经过要走两边低矮的便门，并且两边的便门很不相同。西侧的便门称“鬼门”，也叫“死门”。 “死门”平时关闭不开，只有在处决死刑犯前，才打开这个门，把死刑犯从这个门里拉出去行刑。因此旧时处决犯人也叫“出西门”，有上西天之意。东侧的便门称“入门”，也叫“生门’，这才是供人们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宽敞的仪门一般会开几次，比如逢着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来访，县官就会下令大开仪门。自己也整冠出迎至仪门之外，大门以里，宾主从仪门而入(宾走西阶，主走东阶)。大堂如有重大典礼、礼仪活动或审理重大案件时也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门而入，到大堂前参观庆典或观看县官审案。
    听着介绍，我不禁感叹古人的规矩太多。县衙博物馆专门研究官衙文化的刘鹏九先生笑了：“细说起来规矩才多呢尸刘先生说，下级官员初次拜见上级官员要身着公服，从仪门东侧的便门进来，到长官面前要先将写有自己职衔、履历的名柬交上去，口称“卑职给大人请安”，行半跪礼。人家请就坐，还要谢座。就坐后，侧身面向“领导”，取半坐姿势，回答领导第一句话要起立作答，等领导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谈话要结束的时候，待者会端茶过来，但这茶千万不能喝，这是领导表示“你该走了”，即所谓“端茶送客”，这时不立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清代的官场，这句话可真是一点不夸张。
大堂：刑具多多气氛森严进了县衙大门，百米长的青石甬道穿过仪门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县衙中轴线上的三大主体建筑，都建在高高的台基上，显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个衙门的中心建筑，最为壮观。大堂面阔五间，高11米多，建筑面积248平方米。大堂上方悬挂着“内乡县正堂”行楷金字匾额，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联，上联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联是“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在高度集权的下，知县掌握着一县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这副清代名联是大权在握、缺少制约的官员对自己的告戒。
    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为熟悉、在电视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内乡县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阁，是为知县审案设的公堂，内有三尺公案，上面放着惊堂木、文房四宝及红绿头签。红头签为刑签，是下令动刑的；绿头签为捕签，是下令捕人的。当这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之中，马上就有人要皮开肉绽或被捉拿归案了。看看内乡县衙大堂的架势，或许能让我们感觉到古代官衙的严刑峻法。
    暖阁正面屏风上绘着海水朝日图，寓意是为官者要清似海水， 明如日月。再上头，照例有“明镜高悬”的匾。
    暧阁前地坪上保留有两块青石板，东为原告石，西为被告石。两块石板上现在留有四个明显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盖磨出来的。暖阁外两侧分别摆放着堂鼓、仪仗及刑具。东侧的刑具架上，摆着10多根黑红各半的水火棍，据说黑色象征水，红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为和国家的法律犹如水火互不相容。细看起来这些刑具很有讲究，有比较细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宽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来自然轻重大不相同。
    据介绍，古代司法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息讼，不主张打官司，所以有“入门三分罪”的说法，原告、被告都要长跪在坚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时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实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据说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发明的，唐以前刑罚没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当场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张针灸图，发现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开恩下了圣旨，从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则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来，西侧的刑具更可怕，墙根搁着夹棍，墙上挂着拶子。夹棍由三根木头做成，俗称“三木之刑”，是在审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时，对证据确凿而拒不认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据说上了夹棍疼痛难忍，手上加点劲就会夹断腿骨。拶子是为女犯人准备的，是专夹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让人痛彻骨髓。古代男人劳动主要靠腿，女人劳动主要靠手，所以夹棍和拶子这样的刑具破坏的都是人的劳动能力。即便是在残酷的古代，使用这样的刑具也必须禀告上级，验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对同一个犯人使用不得超过两次，否则就按酷刑逼供论处。
    审案时，堂役击堂鼓三声，三班衙役两厢伺立，齐声高叫升堂，知县身着官服从暖阁东门进来，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带上来，分别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时也击鼓三声，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可见衙门文化的影响。
       明清两代，知县很讲究大堂办事，为的是能“日与百姓相见”，加强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对某些“不逞之徒”要“坐大堂对众杖之”，甚至“示以不测之威”，以惩一儆百，教育多数百姓，由此可见大堂的重要作用。
    大堂后，还有二堂三堂等主体建筑。二堂是知县预审、初审和调处一般案件的地方。知县在此恩威并施，对当事人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伦理思想教育，通过调解，征得双方同意，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目的。
    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接待上级官员和商议政事的地方，一些涉及机密和不宜公开的隐私案件也在此审理。三堂的内部格局与大堂、二堂迥然不同，东边两间为接待室，西边两间为知县的起居室和更衣室。三堂左右两边是东西花厅院，是知县及其眷属居住的地方。后面为县衙的后花园，供知县赏心悦目、陶冶性情。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全国各地的衙门荡然无存了，可对于古代衙门黑暗的这种嘲讽，我们至今耳熟能详。封建时代的吏治时好时坏，但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都不在少数。中国人坚信“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到了衙门口的时候信心就不足了，古代大大小小的衙门到底怎么了?仔细看看内乡县衙或许能明白点什有理无钱莫进来
    “邑令催科无去处，班头衙役俱逃亡。”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先生这两句诗我早就看过，原来觉得很是风趣，但到了他所吟咏的地方，才感觉到一种咏古之幽情。百年前，按照古代的作息时间，这个时候衙门里上上下下都该忙碌起来了，可现在眼前既没有挎腰刀的捕快、扛水火棍的衙役来回穿梭，也没有留长辫穿长袍表情；忐忑的围观百姓，更没有鼓骤然敲响的悲愤和板子落下时的凄厉
呼号……历史已经远去，往日不会重现，旧日的喧哗已经被现如今的宁静所代替。衙门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县官和衙役“俱逃亡”，空空的院落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标本”。

    三班吃陋规  六房收黑钱
    内乡县衙长方形的大院子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这些四合院各自功能不同。仪门东侧的一个四合院，是皂、壮、快三班衙役值班的地方。皂班值堂役，负责站堂；壮班做力差，负责内勤；快班做缉捕，负责抓人。这些人统称为衙役，是古代最基层的“执法人员”，跟老百姓接触最多，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衙门的“形象”。
    进了仪门，两侧分列着吏、户、礼、兵、刑、工六房。这六房与中央政府的六部相对应，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通俗地解释说，吏房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产房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加民政局，礼房相当于教育局，兵房则是武装部，刑房相当于公安局加司法局，工房则是城建局和水利局。每房有书吏2—3人。
    别小看了三班六房《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打虎英雄武松、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等，在上梁山前都是在县衙的三班六房上班。
    从现存的建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代一个县的行政机构基本都集中在了县衙，全部行政管理人员大约有100多人。依清代官制，县令为正七品，县令以下，有八品、九品的县丞、主簿、巡检、教谕以及一些不入流的官。但根据制度，全县“吃皇粮”的朝廷命官只有十来个人，其他职能部门如三班、六房等吏、役都无品级，不在官员之列。
    六房的书吏大多读过书。他们大都是科场失意后，通过招募考试成为吏员的。书吏们是衙门的文职办事员，没有俸禄，合法的收入是很少的纸笔费、抄写费和饭食费。知县是一县之尊，还有县丞和主簿辅佐，但他们都是外地人，对本地情况不熟悉，也不可能胜任衙门内的全部事物。在衙门中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书吏，他们承揽了衙门的全部事务，因此获得了权利，所以有“清朝与胥吏共天下”的说法。
    衙役们享受国家“工食银”，每年六两或二三两不等。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大清律例》把他们贬为贱籍，其子孙三代不得入仕做官。很多家族规定严禁其子孙充当衙役。
    衙门里有大批这种手中握有权力而心理很不平衡的人，于是“吃陋规、收黑钱”成为衙门公开的秘密。所谓陋规，是历来相沿的不成矩，不合理不合法，但大家习以为常。按照清朝有关规定，六房书吏任职不得超过五年，但实际上很多书吏世代相传，他们对衙门内情况极为热悉，营私舞弊很有一套，处处变着法盘剥百姓。
    对于进衙门打官司的百姓，衙役和书吏们用各种招数敲诈勒索。高高在上的县官对此也很清楚，但却无法根治，“任凭官清如水，无奈吏滑似油”，说的就是衙门的这种弊端。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积弊多多的衙门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进来，就很难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讼歌》曾广为流传，专说衙门中人如何“索钱有方”：
    “听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有逢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地邻干证车马连，茶也要钱，酒也要钱。三班丁书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抄也要钱。”

    千里去做官  为的银子钱

    《十五贯》中的胡来胡知县有段精彩的唱词：“两个老婆来告状，我一人罚她俩鸡蛋；两个铁匠来告状，我一人罚他两张镰。”《窦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场白就是：“我做官的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开庭审问时，太守见张驴儿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属说：“他是告状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戏剧是夸张的，这样不要一点体面的贪官儿可能并不多见。衙门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戏剧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唐成不用说，放浪形骸的郑板桥当了县官，曾做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关心民间疾苦之情殷殷。当然，极好和极坏的官儿都是少数。封建时代官场广为流传的“千里去做官，为的银子钱”(另一个版本是“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员真实的心态。
    古代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须到离自己家乡500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内乡的几百个县官没有一个是本地人。离开家乡几百里甚至千里之遥去做官，目的是谋得终身吃穿，所以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人算过一笔帐，知府每年的俸禄为105两，养廉银每年4000多两，三年的合法收入是12300多两，一位清正廉洁的知府，怎么会挣到10万两雪花银呢?原来还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有拜礼、贺礼等，算下来每年可得数万两，这样一个任期下来，十万银子就到手了。当时人们对官吏廉与不廉有这样的区分标准：“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为了使官员清廉，清朝独创了养廉银制度。当时官员的俸禄很低，七品官年薪45两银子，每月合3两多。按当时一般官吏的生活标准，3两多银子只够五六天的花费。于是地方官在收税时普遍加收所谓“火耗”，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这些“火耗”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做养廉银，把官员的这部分收入合法化。当时县官的养廉银在每年1000两左右。但养廉银也不能遏
止贪污索贿之风。
    清朝的官员中，还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根据当时的制度，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就可以取得官职。皇帝通过捐纳来增加国家收入。捐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1年)。到西汉时，捐纳已经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买到相当于县令的官职。东汉灵帝卖官明码标价，张榜公布，现钱交易者还可以优惠。此后历代都有卖官之举。到清代，捐纳风更盛，康熙时出
银4000两可捐一知县，以至全国捐纳知县达500多人。道光时捐一知县的价码跌到999两。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官服的待遇。出钱捐官的人大都是“将本求利”，当上官后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更造成衙门的严重腐败。
    捐纳知县手下的师爷，往往都是知县借贷金店银号的银两时，金店银号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东代表”。这种人惟利是图，最会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知县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拦。
    得国以门包  失国以门包内乡县衙严格遵循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传统礼制。大堂之后有宅门一道，走过宅门，就是县官私人、半私人的区域了，一般人是很难进入的。在宅门这样的咽喉所在，有两间很小很普通的房子，这是门子房，住在这里的守卫者不经意间占据了官员与一般人信息沟通的要道。
    守卫门子房的人叫门人或门子，一般是由知县亲属或亲近的人担当。一般的平民百姓要想见到县官必须先买通这里的门子。
    清朝著名诗人赵翼说：“今世所谓门子，乃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也。”门子虽为“贱役”，能量却不可小视。他们是官员左右的亲随，大老爷有什么事，不沦公私，都交由他们办理，因此他们也有了自己的资本。人们要到衙门办事，首先要过门子这一关。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门子就是小鬼了。门子的职责是“报”(通报)，而严重盯的是“包”(门包，就是进门时送给官员和门子的红包)。为了接触到官员和师爷，达到各自的目的，就有人主动结交门
子。因此门子有了“门路”的含义，由此又生出很多日常词汇：“走门子”、“有门路”、“路子野”等等。
    《清稗类钞》对门包的渊源进行了追溯：“门包之陋规，与268年之国祚相始终，而实肇端于吴三桂出关乞师，欲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资贿其左右，始开门接见，其后遂成为陋规，牢不可破……本朝之得国以门包，其失国亦以门包，可谓奇矣。”这话说得有几分夸张，但如同破坏千里之堤的蚁穴，门子对衙门公正和正义的腐蚀显而易见。
    不起眼的门子，利用与官员的特殊关系，悄没声息地在衙门内外牵线搭桥，不知道做成了多少交易。据说送门包有很多讲究，求见官员的人要先用红纸把银子封好，写上“门敬”或“门礼”，这是送给官员的，然后再给门子本人送上小门包。这样，大老爷就丝毫不失威严地笑纳了。

     堂而皇之父母官
    如同有阳光也有阴影一般，县衙既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堂皇的一面。为了维持统治秩序，古代官衙也在极力廉洁自律。古代的衙门中不仅仅有严厉的审判，县官还有发展经济、赈济灾民、教化百姓等很多职责，所以老百姓也称他们为父母官。
    “父母官”，本来指的是如父如母的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和杜诗，后来这个称呼流传到全国，再后来啥不啥的也都敢称父母官。但顶着“父母官”的帽子，不少知县还是爱民惜民，各有善举善政自勺。
清廉文化  时刻提醒官员
    内乡县衙的大门正对着一堵高高的单立直壁抱框墙，这是县衙的附属建筑，叫照壁。按照古代风水理论，照壁正对大门，起到屏蔽作用，使衙门藏风生气，并产生庄重、森严、神秘的建筑气氛。照壁的正面，有大幅的青砖浮雕，画面正中有一个形如麒麟的怪兽，怪兽四蹄飞奔、张着大口、仰面朝天。怪兽叫***”(音tan)，是神话传说巾的贪婪之兽，传说它力大无比，贪婪成性，能够吞吃金银财宝，尽管四周和脚下都是宝物，但它仍不满足，还妄图吃掉天上的太阳，结果却坠入悬崖，死无葬身之地。古语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在进出官衙必须面对的照壁上绘这样的画面，据说是为了提醒官员切莫贪赃枉法。
    明清两代官衙门口都有这样的照壁，据说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想出来的。朱元璋出身贫贱，他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程度超过历代帝王。为肃清吏治，他多次颁布严刑重典，后来还发明了骇人听闻的“剥皮揎草”之刑。所谓“剥皮揎草”，就是将贪官以酷刑处死后，剥下整张人皮，里面填上草，挂在官衙大堂官座之旁。后任官员每到大堂办公，这填了草的人皮囊就在他头顶上晃晃悠悠，让他触目惊心，再不敢贪。贪污多少会受这样的刑罚?记者看到的资料说法不一，有说60两白银，有说200两白银。在当时，行此刑的土地庙被称为皮场庙，想必受此刑的贪官也不算少。
    据记载，“剥皮揎草”这种刑罚持续时间不长。洪武28年，已至暮年的朱元璋觉得重典治吏只是权宜之计，颁旨废除此刑，但同时规定各级衙署照壁必须绘“****吃太阳”图案，以达到警戒的目的。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虽然官衙里就绘着警示图案，但朱元璋之后的明代官场仍是贪风日盛，明代中叶以后几乎遍地是贪官。
    聪明的皇帝都知道，百姓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让官员清正廉洁、爱护百姓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剥皮揎草”未免过于野蛮，对后任的官员也有失人道，当然不是什么好办法。要保证官员清廉，古人更喜欢借助文化的力量，内乡县衙保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和楹联，都有久远的传统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古代衙门清廉文化的遗存。
    县衙仪门与大堂之间的甬道上，立有一个石坊，被称为戒石坊，其南面刻三个大字：“公生明”，意思是公正才能明察事情的本末。这三个字取自明朝著名清官年富的名言“公生明，廉生威”，而年富这话又上承明朝大学者曹端。据说曹端的一个学生被授予西安府同知，上任之前拜访老师，请教为官之道，曹端说：“其公廉乎!公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在衙门大堂前的戒石坊刻上这样    的箴言，是对官员时时刻刻的提醒。
    戒石坊的北面刻有“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话前两句是天理，后两句是正告。据内乡县衙博物馆的刘鹏九先生介绍，这句话是宋太宗为整顿吏治于公元983年颁示天下官吏的。南宋时，高宗又把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手书的这一祖训颁于各府州县，令刻石立于大堂前。明太祖朱元璋明令把这句话立于甬道中，并建亭保护，叫戒石亭。到清代
时，为出入方便，戒石亭改为牌坊，称为戒石坊。戒石坊离大堂不远，坐在大堂的县官抬起头来，目光越过原告被告，远远地就能望见。
    内乡县衙悬挂的匾额、楹联大多语言精练，含义深刻。大堂的楹联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二堂的楹联是：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这句话是说为官者在执法办案时要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对证据不足尚存疑问的事情，该赏的要从重，该罚的要从轻。
    公署院的楹联是：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三堂的楹联历来为人激赏：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据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杨兴华介绍，朱基在视察内乡县衙时，对此联所阐述的官与民的辨证关系很是赞赏。
    古代官衙的权力非常集中，官员们的行为受到的监督很少，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官员的道德自律。这些箴言对一部分官起作用，但对有的人只是扯淡，顶多可以拿来做标榜。据说“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16个字是宋太宗从后蜀君主孟昶的《颁令箴》中摘下来的，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孟本人就是一个奢侈腐化、淫逸无度的君主。
    内乡县衙大门外东侧，立有一通高3米的明代大石碑，这是有名的“三院禁约碑”，碑上内容是禁止吃喝风的。“三院禁约碑”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宣言”，据说像这样认真地刻到石头上的反吃喝规定，全国独此一份。明代末年，吃喝侈糜风盛行，内乡接待来往官员的驿站不堪重负，知县易三才等人为减轻百姓负担，经上级批准，立下了这“三院禁约碑”。碑文中对接待官员吃喝的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员膳银几钱都有详细的限额。父母之官  颇多善举善政
    古人喜欢把廉洁奉公、关怀百姓、造福一方的官员称为父母官。这个称谓最初出现在汉朝的南阳郡。
    据史书记载，西汉宣帝时，有个叫召信臣的人出任南阳太守，他经常像父亲一样关心民众疾苦，“躬耕劝农，出入阡陌，开通沟渠数十处，灌田三万多顷”。人们爱戴信臣，尊称为“召父”。东汉时，河南郡汲县人杜诗就任南阳太守，他视民如子，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大力开荒。杜诗病死在任—亡时，没有留下任何私人的房屋和地产，贫困得连丧事都无法办理。南阳百姓把他比做百年前的召信臣，尊称为“杜母”。当时民谣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父母
官”最初仅指召信臣和杜诗两人。南阳人一直怀念他们，正在修复的南阳府衙门前，还有明清时代建造的“召父坊”和“杜母坊”遗迹，
    到了宋代，“父母官”的称呼流传开了，而到明清则成为颂扬地方官的套话，甚至连贪官、庸官也大言不惭地自称“父母官”。但这个称谓的出现，也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勉励。
    除了听讼断狱、征税纳粮之外，县官的职责还有劝民农桑、教化百姓、赈济灾荒、兴学重教等。爱民如子、体恤民情、鼓励生产，这是古人所标榜的好官形象。元初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担任内乡县令，他抚危济困，体察民情，是内乡人至今引以为荣的好官。
    在一年中一些特定的节目，衙门会收起狰狞可怖的面目与民同乐，表现出诗意的一面。过大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衙门在腊月二十左右就择吉日停止办公，在大堂上封闭印信，称为“封印”；到正月二十左右才择吉日开印办公，称为“开印”。过了初一，四乡的民间文艺队进了城，衙门要敞开大门、仪门，让百姓自由进出。百姓们舞着狮子、龙灯在县衙内尽兴“闹年”，同时也给县官拜
年。每到这时，县官一定要带着夫人和僚属站在大堂月台之上，拱手向百姓拜年。据说，现存县衙的建造者章炳焘任职之时，还留下了“看太太”的佳话。据《内乡县志》记载，章炳焘性格严厉，但过年的时候偏偏拿出最亲民的姿态。元宵灯节，章知县特许妇女和儿童进入县衙内宅看他的太太，他夫人则拿出花生、核桃款待百姓，小孩还可以磕头讨要压岁钱。
    每年的立春，是传统农业社会最有诗意的“劝民农桑”的时候。在这一天，皇帝也象征性地扶犁耕地，各地官员则以“打春牛”的仪式来勉励农民耕作。
    据内乡县衙博物馆徐新华介绍，立春前一天，知县亲率众官吏到城南的先农坛祭祀春牛和芒神。知县扶犁耕种一垅，表示代御亲耕。据说县官耕地选用了谁家的牛，就免了这家当年的赋税。随后迎春队伍将事先制好的土牛、芒神抬到县衙大堂，安放在迎春池边。到立春日，县衙大堂前设香案，摆上各种祭品。百姓们打着彩旗，敲锣打鼓而来。知县面北而跪，向春牛、芒神三献酒，赞礼官诵
读祝文。然后县官三击鼓，赞礼官唱“鞭春(鞭春，意思是赶着春天快点走)”，众官吏随即绕牛三圈，用红绿彩鞭将春牛抽破。这时牛肚子里事先藏好的五谷等纷纷落地，小吏和百姓欢呼抢食，以此祝愿五谷丰登。
    除春节和立春外，县官日常也有一些亲民活动。内乡县衙门前有一斗拱式牌坊，叫宣化坊，高大的牌坊上面南书“菊潭古治”(内乡是菊花的原产地，在唐代曾叫菊潭县)，面北书“宣化”二字。知县每月初一和十五在这里做两次讲座，向百姓宣讲康熙大帝颁布的《圣谕十六条》，教育老百姓孝敬父母，善待邻里，好好工作。
    作为最基层的官员，县官与民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往往要做一些与百姓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情。内乡县志记载，胡素养、全德谦、章炳焘等县令曾修筑义仓。每到丰年，政府就平价收购粮食，储存在义仓里，遇到灾年，再把义仓里的粮食平价卖给灾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会出面设粥厂救济贫苦。顶着“父母官”的帽子，不少知县还是爱民惜民，各有善举善政的。

    县衙沧桑七百年
    内乡县衙地处伏牛山南麓，素有伏牛门户之称，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山区县。一个偏远的山区县，为何建造了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县衙?全国曾有1000多座县衙，为什么唯独内乡的保存完整?有人说：“北有故宫，南有县衙”，认为县衙与故宫在建筑上一脉相承。故宫是最高统治机构，县衙是最基层统治机构，所以说“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
铁碗知县  大修县衙
    全国各地的官衙基本上荡然无存，而内乡县衙为什么能保存完好?在内乡采访期间，当我提起这个疑问的时候，内乡人都会说到一个名字：章炳焘。
    111年前，一顶官轿从北京来到内乡，轿子中坐的是新任知县章炳焘。他是浙江绍兴人，原为工部官吏，擅长土木工程，是个“技术型官员”。这个人走下轿子的脚步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感觉到。
    那是1892年，是清政府最腐败，国家最贫弱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列强正一刀一刀地瓜分着这个东方古国，清帝国正一步步走向衰落。
    呈现在章炳焘眼前的内乡县衙破败不堪。内乡县衙在咸丰七年(1857年)被捻军焚毁。从那时到章炳焘上任，内乡30多年间换了22任知县。由于当时民生凋敞，哪任官儿也不愿劳神费力地筹资修复县衙，都凑合着在县察院办公。俗话说，“官修衙门客修店”，县官任期不长，修建了衙门又不能装上轮子推回家，所以他们都不做长远打算。当时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为困难，很多官衙破败
不堪，年久失修，地方宫中很少有愿意花心思精力修整的，这也是旧时官衙如今荡然无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章炳焘是个例外，擅长土木工程的他面对破败的县衙禁不住手痒起来，立志在原址上兴建一所新县衙。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上任后，他先把精力放在劝民农桑、发展生产上。章炳焘采取措施，奖励民众垦荒。他组织人力兴建水利工程，极力推广其家乡的种稻技术，每逢耕种季节，章亲自下田督民精耕细作。后来，他又大面积推广沿海高产作物红薯，使老百姓“均沾其利”，“百姓之食红薯过半”。两年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章炳焘开始修建县衙。
    据说是县衙的总体规划、具体设计和组织施工都是章炳焘一手包办的。开工后，他常常亲临现场，严加督工。县衙大门前的照壁，是座单立直壁抱框墙，看似简单，却不比一般房屋好修——基础不牢不中，墙体的垂直度要求也很高。修建照壁的时候，习惯漫步施工现场的章炳焘走到已经建了一丈多的照壁一侧，眯着一只眼看了看，就把工头叫过来：“大师傅，墙歪了吧?”那工头是当地有名的匠人，不服气地说：“哪儿歪了?”章炳焘说：“给我拿垂线过来!”结果垂线一吊，发现有一韭菜叶的误差，那工头傻了眼，忙跪地叩头认错：“大老爷，小民甘愿受罚，马上扒了重修。”从此，工匠们都服了章炳焘，谁也不敢怠慢了。
    内乡县衙占地两万多平方米，房屋300多间。对于当时的内乡县来说，搞这样的工程是很吃力的事情。在工程进行过程中，章知县常有付不起匠人工钱的时候。为了筹集资金，章炳焘想尽了办法，其中来钱最快的一招就是引起争议的“赢捐输罚”。
        章炳焘生性严厉，喜欢诛暴立威。有人来打官司，他常常不问缘由，每人先打一顿，再行问案。如判你赢了官司，他会对你说：“官司打赢了，你不该给修县衙捐点钱?”对于败诉的一方，除了施以重责外，还要给以重罚。这样“赢捐输罚”，原告被告通吃，让章知县募集到了大笔的建设资金。用现在的眼光看，章炳焘这样做，分明是乱收费、乱摊派。不过，据内乡人说：“赢捐输罚”得来的钱，章知县没往自己腰包里装一文，这钱有专人登记，全用于修建县衙了。3年后的1897年，县衙终于落成，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
    章炳焘在内乡任职9年，是清代内乡知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专注于土木工程”，修建了如今这个“神州大地仅存的历史标本”。据《内乡县志》记载，章炳焘在任期间善政多多，“惟刑罚过严，堂讯时往往一笞数千，甚而有立毙杖下者”。据说章炳焘卸任时，内乡“太平无事”，真不知道是内乡人被打怕罚怕不敢告状了，还是社会治安真的好转了。
    章炳焘离开内乡后并没有离开河南，他先后在中牟和临颖做知县。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半开玩笑地说：章是工部出来的，建房有瘾。在临颖任职的时候，他为兴办学堂、工艺厂募捐，损及当地富商的利益，有人他“大兴土木，穷奢极糜”。章炳焘因此丢了官，后来寓居开封，在民国初年去世。
    章炳焘后来又回过内乡一次。由于经济拮据，生计困难，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昔日为官的内乡筹款度日。内乡百姓闻知章炳焘丢了官职且两袖清风的消息后，纷纷解囊相助。面对捐赠的百姓，年逾花甲的章炳焘老泪纵横，他的女儿也连连跪地拜谢。

    屡毁屡建  硕果仅存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毁于战火。在如今县衙的三堂前和师爷居住的“夫子院”，还有两棵高大的丹桂树，据说是元代建县衙时种下的。如今每到开花季节，丹桂香飘全城。这两棵树，是内乡县衙700年历史仅存的见证了。
    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史惟一重建县衙。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内乡县衙再次被焚毁。清朝康熙年间，内乡县衙得到陆续的修葺。咸丰七年(1857年)，捻军攻破内乡县城，县衙再次遭到焚毁。衙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又是最基层的统治机构，被农民所痛恨，所以农民起义军一旦得势，破坏的第一目标就是衙门。几百年间，内乡县衙三度被农民起义军焚毁。
    由于章炳焘的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十多年，内乡县衙得以高质量重建。清朝灭亡的时候，内乡县衙还算是新房，所以后来数十年一直是内乡县政府机构的办公地，这是内乡县衙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县衙内的空地上盖满了各种各样的房子，人们几乎忘记了这里是古建筑，是过去的县衙。内乡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都在这里办公。据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介绍，当时他和县衙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余飞负责全县的文物保护和古建维修。1983年，河南省文物局到内乡检查古建筑，起初没人想起来县衙是古建筑，后来文化局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俺们办公的这些房子都是老县衙的房子，不都是古建筑吗?当时徐新华等人很兴奋：“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省文物局有关人员到县衙检查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于是余飞和徐新华产生了在这里建立博物馆的念头。此后他们俩不知找过多少人，说过多少好话，但让这么多单位搬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984年，在内乡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建博物馆的事总算有了眉目。1986年9月，内乡县衙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到1993年，不是县衙原建筑的房屋全部拆迁，县衙原来的面貌得以恢复。1996年11月，内乡县衙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气随之越来越大。1994年以来，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曾视察内乡县衙，大批的学者和外国友人也经常到内乡县衙参观考察。一位著名学者在参观了内乡县衙后
    欣然题词：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为什么是‘半部官文化’呢?因为内乡县衙是最基层政府机关，它所代表的主要是封建时代基层官场的官文化，所以只能算‘半部’。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杨兴华解释说。2000年10月，内乡县衙被列入中国四大古代官衙(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山西霍州署、内乡县衙)国际旅游专线。

    北有故宫  南有县衙
    中国人是很重视“中”的。在《孟子》中就有“立中国而抚四夷”这样的说法，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央。从北京的故宫到内乡的县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致性：主要建筑都摆在中轴线上，其他建筑对称地摆在两边。
    内乡县衙长方形的院子内是庭院式的组群布局，严格对称的四合院按功能分区。内乡县衙的建筑格局与北京故宫比较相似，都是“前朝后寝”，县衙的大堂、二堂、三堂分别对应北京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人们从县衙大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就进入另一个庭院。这样层层递进，院院相套，给人以气氛森严的感觉。全国从大到小的衙门大都是这种格局，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政治理念。
    因为内乡县衙与故宫在建筑格局上一脉相承，所以有专家把内乡县衙和故宫相提并论：“北有故宫，南有县衙。”又因为故宫是最高统治机构，县衙是最基层统治机构，所以有“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的说法。
    除了中轴线上的三堂等重要建筑外，在县衙仪门和大堂的中间，中轴线的两边还对称地排列着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左边为文三房：吏、户、礼；右边为武三房：兵、刑、工。这六房对应着中央的六部，是辅佐知县处理专门事务的机构。一二三堂和六房便构成了县衙最基本的功能性场所。
    一、二、三堂六房之外，县衙还按照左尊右卑的顺序修建了许多辅助性院落。在大堂左边为县丞衙，右边为主簿衙。二堂和三堂的两边又有东西帐房、东西花厅等。东西帐房是衙门里边处理钱粮的地方，而东西花厅是官员家眷居住的场所。
    因为章炳焘是南方人，所以内乡县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北方建筑的沉重和压抑，吸取了南方园林建筑的特点，融南北风格为一体。
    建筑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特征。与西方建筑相比，内乡县衙这样的古建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专家说，西方建筑大都“浸洗在汹涌的激情之中，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化，出入意表的形体，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而中国的古建筑，不论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是平民百姓的寻常屋宇，一般都具有沉静幽雅的情调，呈现出冷静而自制、含蓄而内敛的内向形态。从这一点来看，内乡县衙可算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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