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钧瓷继续发展。
　　 北宋末年，战争频繁，靖康之变，汴京陷落，宋王朝南迁临安，在南方另辟官窑烧造御和器皿。金朝末年，蒙、金在钧州在战，钧台窑由此停烧，其它窑场也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然而，为满足广大居民生活需要，在战局稍安后，有一些窑场仍继续烧制。在神垕镇古窑遗址中，曾发现一件白釉瓷枕残器，枕面刻有诗文：“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一朝事业如春梦，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童。忽然喧哗一片声，不觉金兵到门庭。”又据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中记述，1963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日本曾看到一件中国制的绿釉瓷枕，底部有一长方形印痕“赵家造”三字。枕面一段文字：“时难年岁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时余游颍川，闻金兵南窜，观路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稍觉心安。余困居塞城半载，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月也。”绍兴为南宋高宗年号，三年即1133年，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十一年。作者不用金年号，显然出于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以上两方瓷枕说明中，颍川（今禹州一带）瓷窑仍有生产者。
　　 金王朝于海陵王（完颜亮）贞元一年（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后，中原地区经济得到恢复，禹州钧瓷也在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据《禹县志》（民国版）中，元朝张克己所撰东张镇（即浅井乡扒村）百灵公庙碑文中说：“州之西北二十五里，有镇曰东张，古今 以为陶瓷之所。……所居之民皆以烧造瓷器为业，乃所谓凝土以为器者，其所由来远矣。是镇金国末年最为繁盛，人稠物充，几有万室，市井骈阗，不减城邑。逮壬辰（1232年）兵烬之余百不存一。”这里所说的壬辰兵烬，即蒙金的钧州大战。华石编《中国陶瓷》（1985年第1版）中也说：“金迁都燕京（1153年）后，陶瓷工艺主要继承北宋风格。金代钧瓷生产比宋代更为普遍，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等地，民间普遍使用。”这时的钧器多数失去宋的传统技艺，胎质粗松，工艺欠佳，釉色暗淡，窑变彩斑也不像宋钧之灵活美妙，而似彤云密布景象。不过也有的继承了宋钧瓷艺，造型规整，釉色莹润，具有宋钧窑变美妙的艺术效果。据调查，这类钧窑遗址在禹州境内甚多。汝州、郏县、登封、宝丰、鲁山、新安以及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林县、淇县、焦作、安阳等地也有不少发现。北京大葆台金代遗址中，出土钧瓷碗二件，侈口浅腹，圈足，底足露胎，帛作不规整，釉色不像宋钧那样肥润莹沏，光彩夺目，而是近似月白色的暗釉；胎质也不像宋钧那样坚细致密，呈现褐色，而是粗松的黄胎。在山西浑源窑遗址中，曾发现数量可观的金代钧釉瓷片，有的还粘连在匣钵之中。器形以盘、碗居多，胎质比较细腻坚密而呈灰色，釉色有月白、天蓝、紫红，帛作相当规整。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的一批钧釉瓷器，其中有些产品造型、釉色、质地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金代浑源窑的佳品。此外，在河北曲阳涧磁村的金代墓葬中，也出土有胎质、釉色都不同于宋、元时期的钧釉器，其胎质坚细色灰，釉面润泽有开片，有的浑斑或带有小黑点，与此伴随出土的还有刻铭为“时崇庆龟仲冬十二月三日造（1212年）”的陶砚。这些金代钧窑瓷器很接近北宋钧釉胎质，有可能是来自禹境内钧窑的产品。如李知晏在《河南以外几处窑址的钧瓷作品和元朝故宫内出土的钧瓷》一文中说：“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北方广大地区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址、墓葬和窖藏钧瓷出土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钧瓷大河南地区的产品，特别是禹县的产品……”综上所述，禹州在金人统治时期，钧瓷在北宁的基础旧，处于发展时间。《中国陶瓷史》中说：“金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由于过去文献记载不详，再加之金钧有的与宋钧接近，有的与元钧相似，不易分清，往往把金钧当作元钧看待，这是今后钧瓷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元世祖统一中国后，重视海外贸易，并发挥有技能匠的作用，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河南禹县为 代表的钧窑系，在元代继续生产着传统品种——天蓝釉、月白釉及蓝釉红斑器物。”以神垕镇为中心，由南向北逐步发展，宋、金时期的窑场绝大多数恢复并且有了大的发展。建国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元代古钧窑遗址遍及禹州市境，全市现有26个乡（镇）中，就有人5个乡（镇）有古钧窑遗址，多达160余处。东自顺店乡的党寨村，西到鸠山乡的官寺村，南从神垕镇的上、下白峪村，北到花石乡的桃园霜，近百平方公里的丛山峡谷中，有数以千计的窑炉进行钧瓷生产，真可谓“烟支遮天，盛况空前”。关于元代陶瓷生产的盛况，元朝张克已所撰东张镇百灵公庙碑文中也有一段记述：“复业之家相继而至……其瓷之优，比之他所，实为拔萃。远方之人竞来兴贩，车载驴驮，恒无虚日，散之四方者，不可胜计。爰自破宋之居，浮于颍蔡，达于淮汉，诚百家必用之物，一日不可缺者也。俾是乡之民，不耕不商，衣食自足，润民济世之利，不变博乎……”《禹县志》（民国版）中也说：“按神垕柏灵公庙碑文元延富七年（1320年）重修，创建无考，则瓷业之兴久矣。”据考证，这个时期的产品多大器，釉色以天青、天蓝居多，带紫红斑者亦不少见。造型多为盘、碗、瓶、炉、盆之类的民用产品，而且产量较大。窑场内除烧钧瓷外，大部分都烧白底黑花瓷。当时钧瓷虽已成为民间普通用瓷，但价格会高于其他日用瓷器。钧瓷和白底黑花瓷是为满足不同层次的而生产的多样品种。
　　 元代钧瓷一般较为粗糙，胎骨厚重，釉厚欠匀，色暗而多棕眼，釉汁流积发蜡泪，和北宋时期刘庄窑一带的精良之品相比，不论釉色和造型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就必需生产出经济实用的产品，否则就应付不了“竞来兴贩，散之四方”的局面。但是元代也有少好的作品，有些质量还是相当好的。如1960年内蒙古自然区呼和浩特东部的太平人民公社出土的钧瓷双耳大香炉，正面刻有“已酉年（1309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字样，造型优美，釉色莹润，帛作规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钧瓷珍品。又如新安县出土的元钧产品，有天青、天蓝、月白、葡萄紫、海棠红等釉色，红紫相映，窑变美妙，堪与宋钧相媲美。元代器形高大，胎骨厚重，有大型的坛、罐、壶、瓶、盘、炉、盆等产品，制作规整，且不变形，充分显示了元代钧瓷雄壮浑厚的气魄和艺术风格。元代钧瓷不但在工艺上有所改进，而且在窑炉和原料加工设备上也有所更新。据实地考察发现，元代的窑炉比宋时有所扩大。并采用直径1米多的石磙加工原材料，这种石磙一直沿用到建国初期。充分证明陶瓷史学家关于“元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的推论是很有道理的。
　　 元代钧瓷生产在北方相当普及。《中国陶瓷史》中说：“钧瓷的烧造虽始于北宋，但钧窑之形成一个窑系，主要在元代。元代烧制钧瓷的窑场主要是在北方广大地区……”河南省内的禹州、郏县、宝丰、鲁山、内乡、汝州、登封、新安、安阳、鹤壁、修武、林州、淇县、浚县、焦作、许昌、新密、卫辉等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省的磁县、邯郸、隆地的仿钧窑场有所增加。影响所及河北小的磁县、邯郸、隆化和山西的交城、临汾、长治、怀仁、介休、浑源等地都有烧造，更远的波及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和包头都争相仿制，竞争销售市场。“发现烧钧瓷的瓷窑已有四省二十七个县……，以禹县为中心形成了钧窑系”（冯先铭《有关钧瓷诸问题》）。
　　 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北方富商大贾及技艺工匠骈集临安，钧瓷技艺传播南方，江南地区仿钧之风日趋兴盛。如吉州窑在宋至元烧出了光彩夺目的窑变釉，景德镇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红釉瓷器。明清著中的宝石红、霁红、郎窑红、美人醉等瓷器品种，都是在钧瓷工艺的启迪下发展起来的。宜兴的釉陶称宜钧，广窑的釉陶称广钧，景德镇瓷器上的低温装饰称为炉钧釉，可以认为这是钧瓷工艺的延续和扩大。据调查，景德镇瓷业工匠有些来自北方宋代名窑，在元代瓷器中有“睢阳蒋制”的仿官器皿，说明北方精于制瓷的工匠已到达景德镇。《浮梁县志》中沈嘉征《民窑行》诗：“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志书中如实记载了景德镇造瓷工匠的来源。广东省佛山市石湾窑陶工也多有从河南一带迁去 ，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陶瓷技术和先进经验，促进了石湾陶瓷业的发展，其仿钧产品更有独到之处。至今石湾瓷业工人中有的祖籍是河南。这些制瓷技术又溯珠江而上传到广西的柳城，在柳河北岸的大浦镇发现有元代瓷窑遗址，产品釉色月白或天蓝色，但釉层很薄。在广西的兴安、永福等地区也有类似的标本，是肥钧窑影响而生产的一种仿钧产品。在浙江金华地区的铁店窑，亦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器物20余种，以盘、碗、罐、炉、三足洗、花盆为多。釉色以天青、天蓝、月白为主，但没有带铜红斑彩的。这些产品与北方钧窑造型不同，具有南方元代造型特征。浙江江山文管会在陈家庵窑调查时，获得单箍一件，上刻“陈窑记”三字铭文，陈家庵陈姓为宋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从颍川迁至江州（今九江市），再迁入江山的，故在当地发现有元代烧制的仿钧乳浊釉器。上述史料说明北匠南迁，带来北方制瓷的精湛技艺，与当地陶瓷工艺结合后，创造出新的产品。南北相互交流技艺，促进了陶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