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一、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炎、黄二帝是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是远古两大部落集团的领袖，其活动区域主要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黄帝打败炎帝，两族便进一步融合。郑州大河村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从出土的陶器看，不但有典型的仰韶文化，而且还有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及南方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实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南方苗蛮文化的融合，华夏民族文化已初露端倪。

　　夏、商、周三代来源各不相同，夏部族是黄帝后裔，居住在中原地区河洛一带，公元前2100年前后建立了夏王朝，这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到文明时代，华夏族的名称也随之产生。游牧起家的商族本是东夷人，几经迁徙到达河南东部。最初活动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原是西戎的一支羌人，灭商后势力扩大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可以说，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就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商汤的西毫、殷墟、东周的都城洛邑，都在今河南境内。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与夏人、殷人、周人错杂而居的还有蛮、戎、夷、狄等少数民族，如东周都城洛阳附近便有陆浑之戎、伊雒之戎。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消失于史乘之中，表明他们已与华夏族融合，成了新的华夏族。这个华夏族是由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集团及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形成的。这其中除了夏人、殷人、周人的血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的成分，可见华夏族本身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则是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它的血统里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

　　夏、商、周三代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尊奉黄帝为共同祖先。直到魏晋以降，南下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还尊奉黄帝、夏禹为祖先。尽管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已经证明华夏民族并非来源于一个祖先，而千百年来人们却一直把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与统一的象征，不管走到哪里，都自称是炎黄子孙。这种发端于远古而历久弥新的观念，成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民族意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化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三、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李存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四、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河南省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蒙古人、色目人是因戍守而进入中原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幅员辽阔，需屯兵驻守，便“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心”，这项措施使得大批蒙古、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各地，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朝统治者本想对汉人、南人实行军事监视，不料却导致了他们的汉化，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前至元年间，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政府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劝课农桑，他们入社后与汉人关系更为密切，甚至互相通婚。至元末明初，经过长期的杂居交往，蒙古人与维、回、西夏遗民等色目人与汉人已达到了相忘相化，不易识别的程度。朱元璋即位伊始，便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蒙古、维、回、西夏遗民为避免歧视多改汉姓。改姓这一举动不同程度地加速着新的民族同化，许多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扩大了汉族的外延。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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