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洛地区与河洛文化

    在讨论河洛文化发展阶段之前，需要明确的两个概念：一个是河洛地区的文化，另一个是河洛文化。河洛地区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这里的河，指黄河，洛指洛水，河洛地区即为黄河中游和洛水流域的广大地区。黄河中游是指黄河由河曲而东，经三门峡、孟津、荥阳、郑州、开封，直达兰考境内；洛水发源于陕西塚岭山，经陕西洛南、河南卢氏、洛宁、宜阳，进入洛阳偃师境汇集涧水、瀍河、伊河后至巩义南河渡注入黄河。所以，河洛地区实际上指的就是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狭义的中原地区。在历史长河中，居住在河洛地区的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向四周辐射、延展。河洛文化发源于河洛地区，但并不局限于河洛地区。河洛地区的文化并不能与河洛文化划等号。河洛地区在其早期的发展中，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融汇四方，善于吸收四周地区文化的精华，起到了文化熔炉的作用，最终成为最早诞生文明的地方。但在后期的发展中，伴随着河洛地区政权的交替，社会的动荡以及多次的人口迁徙，大大扩展了河洛文化的外延，所以河洛文化在这里又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文化的界定，它实际上又成了一个超时空的文化范畴。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河洛文化发展阶段时，要以发展的观点，既要看出到河洛文化在河洛地区的起源与形成，认同河洛文化为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文化之根，同时也应重视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新特点。尤其是在今天，河洛文化已融入中华大文化之中，但它作为文化之根，始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力量源泉，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随处可以感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和相互联系。我们今天探讨河洛文化的起源、传承及影响，实际上重点探讨的就是河洛文化在连绵不断的发展中，如何由一个单纯性的区域性文化逐步向超时空的文化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得出根在河洛的命题。

 

    二、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河洛文化的源头

    之所以说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源头，是在于河洛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直接孕育了河洛文明。在史前时期，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炉，并诞生了中国早期的文明。河洛文化的发展是与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不能割裂开来的。

    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传说中黄帝和炎帝所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核心地带，在以后的发展中，又以这两个集团为基础，与周围各部族集团通过长期的战争、交流、融合，最终在河洛地区的伊、洛、汝、瀍、涧流域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融合中心。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河洛地区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其发展中的链条，环环相扣，自成序列。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充分体现出了史前文化的融合性，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从地理位置上看，河洛地区正处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各大文化区域的中心。依据苏秉琦先生的条块说，即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中的六大区系，除中原文化区外，还有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北方，其发展序列有兴隆洼——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其发展序列为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其文化发展序列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其发展序列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从中可以看出，中原史前文化区明显居于中心位置，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着中原地区自古以来与周围各文化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就为中原地区吸收周围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自己，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整个河洛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中，河洛地区作为文化的熔炉，融汇四方的文化主题可以说是到处体现。尤其是在仰韶文化时期，在河洛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出现了文化融合的第一个高峰。庙底沟时期强烈的扩张性和高度的融合性，使得它的影响扩及大半个中国。它为河洛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洛地区在史前时期还是我国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也是农业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从裴李岗、仰韶、龙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发展中，农业经济越来越显示其突出的地位。农业生产工具由早期的较为厚重、制作相糙，到晚期的制作精细，种类繁多，且日趋先进，经历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过程。粮食作物的种类及种植范围，从早到晚有所增加，也有所扩大，从而奠定了河洛地区农耕文化的基础。它对河洛文化后期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更值得我们去发掘。如：对农业的依赖而产生的安土重迁的观念；由对农业丰收的祈求，而产生的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神的崇拜和对生育神的崇拜，等等。定居农业以及生活用器如陶器的发明与创造，还对人们的生活习俗产生深远的影响。又如公共墓地的出现，既反映了当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的牢固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是定居农业影响下的产物。由农业而引起的重视劳动力，重视生育，重视儿童等，在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农业的需要，人们对天文的关注；对天文的关注，又深刻的影响到人文观念，如取象于天、天人感应等。这些都对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重要代表，也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古老的智慧结晶，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它包括天文、历法、气象、数理等各个方面，因此往往称河图洛书为中原地区文化之源和原始文化发展的基础。河图洛书自然是河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河图洛书的出处就在河洛地区。河图，因龙马负之出于黄河，故又称之为“龙图”，洛书，因神龟背负出于洛水，故亦称“龟书”。在河洛地区至今仍流传有很多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在河南的孟津有龙马负图寺；郦道元《水经注》中指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洛汭地区为河图洛书的出处。河图洛书的出现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它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然而经孔子及其后学的诠释和阐发，被注入了浓厚的儒家思想，内含有博大精深的哲理。汉代独尊儒术，《周易》因儒家整理和诠释被尊奉为五经之首，大道之原，变成了一部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官学和时人入仕晋身谋求富贵的台阶。自此，它作为民间的卜筮之书和官学的哲学典籍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科技和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的形成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周易》与河图洛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周易》起源于八卦，八卦则起源于河图、洛书。《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安国注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汉书·五行志》：刘歆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出龟书。”而河图洛书出现的年代，文献记载在伏羲氏时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伏羲为上古，观文于天，察理于地……是以图，书著其迹，河、洛象其文。”所以说，河图洛书是在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中产生的，河图洛书同样是河洛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三、夏商周三代——河洛文化的形成阶段

    河洛地区又是与三代文明密切相关的。《易·乾凿度》：“帝王始兴，各起河洛。”《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地区“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被统治者引伸为“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的统治理念，因此，河洛地区自然成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就有九朝故都之称。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其统治中心均在河洛地区。可以说，是河洛地区丰厚的文化根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三代文明；而三代文明在河洛地区的发展则奠定了河洛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地位。

    河洛文化在三代形成的标志，主要有以下两点：

    1．礼乐制度的确立

    作为河洛文化的完整体系，它包括物质生产、礼乐制度、价值规范和政治运作各个层面。其中，礼乐制度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礼乐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由于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连续发展，使得礼乐文化虽然在史前没有文字的记载，但却能相继不断的延续下来。后来文献记载很多有关伏羲氏、黄帝、炎帝时代的制度和发明，实际上都属于礼乐文化的范畴。如伏羲制嫁娶，作八卦，制耒耜、教民耕作等：黄帝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作律历，定八音之制等，这些都是河洛文化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迅速形成的基础。这些文献记载，越来越多地被考古资料所证明。如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骨笛，这种当时作为娱神的工具，经测试已具备有七声音阶；在郑州西山发现有仰韶时期的古代城址，在濮阳西水坡发现有仰韶时期的蚌塑龙虎随葬墓；在龙山时代，河南多处发现古代城址，尤其是在新密古城寨发现的龙山晚期城址，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并在城内东北部发现一组类似宫殿的大规模的建筑基址群，所有这些，都是礼乐文化从原始逐步向前递进的代表之作。在三代时期，尽管有所谓的三代“革命”，出现了政权的交替，有汤伐桀和武王伐纣，但一脉相承的礼乐文化在河洛地区没有中断，反而有“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乐文化随着华夏共同体的不断扩大而进一步得到发展。到了周代，礼乐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备。尤其是在春秋时期，出现专门记载、讲述和指导礼仪活动的礼书，这就是所谓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实际上除三礼之外，《易》、《诗》、《书》、《春秋》、《乐》都与当时的礼乐文化有关。可以看出，一个以礼为核心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已经形成。虽然说在春秋以后，夏商周三代古礼遭到了破坏，但它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从某种意义上，它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道路。礼乐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内核部分，它的成熟与完备，足可以标识河洛文化的形成。

     2．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政治中心的确立，最突出的表现是“三代之居”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夏代是在河洛地区诞生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考古证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北抵黄河以北，南及丹江边缘，西至渭水下游，东达豫东大平原，而其中心区域即在今以嵩山地区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基址，从其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内涵来看，已具备有王都之气。商汤灭夏后迁都西毫，其后仲丁迁隞，盘庚迁殷，商王朝的活动中心仍然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正是商王都的所在。到了西周，西周王朝定都镐京，但基于洛阳的重要地位，武王在克商之后不久就想在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区建立国都，后由周公付诸实施，营建洛邑。洛邑建成后，成王从丰镐迁入成周，成周实际上也享有国都的地位。到平王迁都洛邑，这里又成了东周的国都。三代将河洛地区作为统治中心，既有政治上的意图，也有经济上的目的。从政治上是“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而在经济则是要达到“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河洛地区有各方诸侯的进贡，又能够牢牢控制全国的资源，如铜矿、盐矿等，所以又成为经济的中心。这样就有足够的实力，在文化上对周围地区以影响，从而成为文化的中心。

 

    四、余论

    综上所述，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源头，二者是有机联系的发展链条，夏商周三代则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期。河洛文化在形成以后，并没有停上前进的步伐，而是在继续发展。在汉唐时期步入河洛文化的繁荣期，但这一时期河洛文化已远远超出河洛地区这一地理范围，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实际上也就是进入到了一个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南宋以降，河洛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更大的转折，加速了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化过程。然而从以上我们对河洛文化的源头及形成的分析来看，中华民族文化是从河洛文化走向繁荣昌盛的，尽管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出现过多次的政权更替，政治、经济重心从河洛地区南移，但河洛文化这条根不断，它已深深扎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无论是在台湾宝岛还是在东北漠河，还是在西、南边陲，都能感悟到河洛文化的无穷力量。正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所说：“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地区是各地华人寻根问祖的圣地，河洛文化是华民族文化之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重点研讨的河洛文化的起源、传承及影响，为揭示“根在河洛”这个命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能够更深层次的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