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界的主导认识是把中国腹地的史前文化分为长江、黄河两大文化区域，而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只是长江、黄河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具有中介性质，并习惯地把属于淮河流域的河南中、南部和山东的中、南部视为黄河流域，把淮系裴李岗文化和西来的仰韶文化简单地串为一脉相承。但迄今的考古发现已初步证明淮河流域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淮河文化大系”。以新视角审视淮河文化大系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结构研究的重要调整与修正，将为先秦史籍记载、实际存在的淮夷国族和以徐舒文明为代表的淮夷文明找到史前源头，并理顺淮系文化发展的脉络，从一个侧面来展示多源的四夷诸族及其文明如何以三代王朝文明为核心，抟糅为夷夏共同体和走向秦汉帝国文明的历史之路。

    一、淮系文化的历史舞台

    淮系文化以淮河流域，包括河南中南部、安徽淮北和江推之间、苏北以及鲁中南淮河支流泗、沂等河流域，为主要历史舞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分迁到豫西南、鄂西北、皖西南、鄂东乃至长江南岸。淮河流域诸史前文化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发展阶段也大体表现了同步性。

    二、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阶段及裴李岗文化的主源性

    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裴李岗文化以“贾湖类型”内涵最丰富。还有比贾湖类型更早的以绳纹角把罐和方口盆为突出特征的“贾湖下层”遗存。安徽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也是淮河流域很早的一支文化，它与裴李岗文化似无明显的接触。鲁北的后李文化是否已分布到鲁中南的淮河流域，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它至少是与淮系文化接触、融合最早的一支原始文化。

    第二阶段淮河流域发展起了彼此有内在联系的诸多文化，形成了淮河史前文化大系，显示出裴李岗文化的主源性。

    仰韶文化由关中、豫西渐次东来，使裴李岗文化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留在原地与仰韶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两源特色的仰韶文化新类型。(郑州大河村)报告称，仰韶文化前三期的一些特征明显地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因素，后四期具有明显的仰韶文化因素，但鼎类始终存在。

    一部分裴李岗人或文化影响，沿颍、涡等淮河支流向东南方向迁移、传播，绕过当时的豫东低洼地带，到达淮河下游的泗、沂流域，在地利甚好的泰山山前平原和苏北残丘地带落地生根，发展起了北辛文化，并向周围分迁、传播，与后李文化等土著融合、重组，形成了北辛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北辛文化进一步发展为早期的大汶口文化。鲁南、苏北的北辛——早期大汶口文化墓地与贾湖墓地有一组相似的文化现象，如以龟为灵、以犬为牲，有多人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有以双耳壶(罐)、鼎、钵为主的陶器组合，使用磨盘磨棒、齿刃石镰与大石铲，有獐牙(器)、猪牙器等等。《舞阳贾湖》作者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大墩子类型是贾湖文化的主要后继文化之一。”

    在向东分迁、传播过程中，可能与小山口一期遗存相结合，形成了安徽淮北的濉溪石山子文化(以该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主)-后铁营类型文化，这一系统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年代相当，并有不少相似因素。与此同时或稍早，淮南丘陵地区滋长起侯家寨文化”。侯家寨一期“它的来源，从陶碗、三足钵、鸟首形器耳等因素看，与淮河上游地区的贾湖类型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江苏沭阳周围存在着“万北一期文化”。“万北一期陶器中的釜、鼎、罐等均与安徽定远侯家寨的一期文化同类器相似。” “在 (万北)第一期文化时期与淮河中游的面貌基本一致。”或认为万北一期遗存就属于青莲岗文化的侯家寨一期类型。

    苏北的龙虬庄文化也受到了淮系文化的影响。 《龙虬庄》作者认为：龙虬庄文化“从各种文化迹象分析可能来源于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

    另一支裴李岗人或是文化影响，越过伏牛山到达了南阳地区及鄂西北。 《下王冈》作者认为：下王岗仰韶文化一、二期遗存“与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系统的共同因素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们早指出，下王冈仰韶文化一期与鲁南苏北刘林都有以狗和龟甲(甲囊)随葬的习俗，它们应有共同的文化源头。

    必须说明，上述诸文化之间，因差异明显，被分别命名。但其间的若干共同因素，作为连接点，可以把它们集结成一个松散的“淮系文化”网络，其中裴李岗文化具有明显的主源性。这一网络所笼罩的地区与历史时期淮夷国族群的主要的活动舞台大致相符，就为三代淮夷文明提供了史前根源的有力线索。

    第三阶段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代表。安徽淮北地区的遗存被认为是大汶口文化的尉迟寺类型；一部分大汶口人西迁到达豫中，形成“颖水类型”，与晚期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交错分布。至于安徽淮南的凌家滩文化及其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比较复杂，尚需深入思考。

    第四阶段为龙山时代。此时的豫东、鲁西洼地地利得到改善，东来、西来的人群竞相开发，使这一地区呈现了龙山文化“突然”兴旺发达之势，形成了一个既有“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又有海岱龙山文化因素的青垌堆类型(或称王油坊类型、造律台类型)。淮河流域龙山时代遗存是淮系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三、三代时期淮夷文明的发展及其最终归宿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王朝崛起。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王朝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在淮河下游存在着两支有明显亲缘关系的文化--主要分布于海岱区的岳石文化和主要分布安徽江淮区的斗鸡台文化。岳石文化所受二里头文化影响不多，反而给予二里头文化以较明显的影响。它与二里头文化在豫东的杞县一鹿邑一线接壤。而在斗鸡台文化中有明显的成组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看来，二里头文化南下的力度较东进的力度强劲。《尚书》、《竹书》现了东夷与淮夷的名称。王迅著{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一书的书名已明示，岳石文化和斗鸡台文化分属于东夷与淮夷。“桀奔南巢”的传说或许反映出一些淮夷国族与夏王朝有密切关系，最先开启了夷夏融合的历史脚步。

    商王朝兴起之后在中期(二里冈期)和晚期(殷墟期)出现了两次东进殖民浪潮。根据卜辞可知，殷王屡屡征伐东土，也频遭反抗。根据考古资料又知，一些东土旧国的上层接受了商王朝礼制，以鲁中南的淮夷国族所受商礼影响最深，并与商人殖民地插花分布，淮夷旧国文化表现了商、夷文化两源的特色，开始了商夷融合的历程。

    商时期淮河沿岸和江淮地区的淮夷国族群大致经历了与海岱区淮夷相似的历程。如 l辞和晚商铜器铭文所示，商朝对东土、“人方”不断地征伐；考古材料却显示淮河两岸的旧国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接受了商朝礼制。

    淮河中、下游沿岸和江淮之间的安徽十数县以及苏北泗洪、沭阳等地出土了相当数量像龙虎尊、兽面纹鬲一类的典型商式青铜礼器，有的可早至二里冈下层期。陶器上表现了淮系和商系两元文化特色。看来在这一地区商人殖民地也与淮夷国族插花分布。

    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成为天下共主。周初大封建，在淮河两岸及豫西南一带封有姬姓宗亲和姜姓贵戚的诸侯国。在周天下的南土、东土所夹的东南方，则是强大的淮夷集团的生存空间。一批与西周前期有关东征的铜器铭文说明，海岱区的一部分淮夷国族，如奄，作为反周的主力，被灭国绝嗣。另一部分风姓、偃姓、蠃姓国族归顺王朝，接受周礼，不过，如(晋侯苏钟》铭文所示，他们(如夙夷)仍时有反抗而遭到。总体观之，海岱区大多数淮夷国族以不同的途径逐步地融人齐鲁文化圈中。还有一部分原住于泗、沂流域包括“徐夷”在内的淮夷国族，被迫南迁，与早已在安徽江淮之间立国的淮夷国族集结成了有相当声势的淮夷国族群(有虎、卢、绞、州、英、六、贰、蓼、轸、巢、宗、桐、舒庸、舒蓼、舒龙、舒鲍、舒鸠、舒龚以及徐、黄、江、谷、蓐、钟离、不更等)，其势力已不限淮河流域。《虢仲■)、(蓼生■)等十多件铜器的铭文说明，西周王朝从早期到晚期不断征伐淮夷，而淮夷的强国甚至主动进击王朝；但淮夷统治者与周王朝毕竟存在某些利害的一致，因而又时而归顺，接受王朝礼制，如(驹父盟)、(兮甲盘)等铭文所示。《诗经)中也不乏“淮夷来同，莫不率从”之类的颂词。周王朝对淮夷的文武经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打通“金道锡行”，取得这一地区盛产的铜、锡矿产资源，以满足政治上的需要。在长江南岸繁昌、铜陵等地发现的西周矿冶遗址就是最好的明证”。

    徐国是淮夷中的大国，由海岱区南下，在苏皖交界处站稳脚跟后，影响日炽。传说西周早期徐驹王帅师伐周，穆王之世又有徐偃王“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并率师伐周的传说o。

    据安徽考古学者的调查研究，江淮之间的西周遗址密集，且颇具有特色。陶器中既有与西周王畿出土陶器近同者，也有当地最常见的、特有的形制，表现了两源特色；并受到南方文化的明显影响（12）。可能是由于西周时期“礼乐征伐白天子出”，不易从淮河流域出土的西周青铜中分辨出哪些是淮系铜器。安徽六安存在着可能属于六国的西周城址。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各国都得到了舒展的机会。以徐国、群舒为代表的淮夷国族群虽然未能像齐、晋、楚、吴那样有争霸天下的实力，但也发展起了相对独立于大国之林的徐舒文化圈。

    经传记载，东周淮夷国族群的政治命运主要与齐、楚、吴，特别是与楚国相关联，公元前七、八世纪之交，淮夷各国几乎都已处在楚国的阴影之下。公元前7世纪中期，齐桓公称霸，淮夷的江、黄恃齐而无恐于楚，拒绝向楚纳贡，但并未能从齐国得到保护，黄、英诸国不久就被楚吞灭。前七世纪晚期楚又灭江、六、蓼、舒蓼。大国徐国在齐楚对抗中采取联齐抗楚的立场，但终不敌强楚，而将政治重心东移。公元前6世纪前期，吴国称霸东南，伐郯、伐巢、伐徐，乃至“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在吴楚抗衡中，徐舒夹居其间。公元前6世纪中期，楚灭舒庸、舒鸠，公元前512年徐灭于吴。尽管几个泗上淮夷小国如莒、郯者苟延至战国，但在春秋后期徐国灭亡之后，淮夷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民族、政治、文化集团，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考古所见春秋时期淮夷遗存有河南潢川的黄国故城、固始的蓼国故城。一批淮夷贵族大墓如河南光山黄国墓、江苏邳州徐国墓以及群舒故地的肥西、怀宁、舒城、六安、桐城等地和长江南岸铜陵一带发现的贵族墓或铜礼器，表现了明显的淮夷文化特色。李国梁、杨立新等先生指出，在安徽江淮之间出土的青铜器中，云纹鼎、弦纹鼎、兽首鼎、鬲形盏、簋等，与周式铜器差别较大，风格新颖，造型独特，应与群舒文化有关。大墓出土的玉器也十分精致，与“憬彼淮夷，来献其琛”(《诗经·泮水》)相符，或可说明淮夷玉业有悠久的传统。此外，在江西高安、靖安出土的徐国有铭铜器以及对徐舒铜器和铭文所进行的研究，都丰富了对徐舒文明的认识。

    从春秋到战国伊始，楚文化浪潮汹涌席卷淮夷故地，淮夷文化先汇入楚文化大系，经历了二百余年与楚文化的抟糅，作为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源头最终融于秦汉帝国的文明巨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