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常见使用的一个概念，它的本意是指黄河、洛河流域的文化形态。以河洛并称古已有之，如《史记·封禅书》说   “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又《史记·郑世家》说“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这两段话指出在夏商周三代河洛之间就是中华民族生活和居住的主要地区，其他地区的民众对河洛一带也都十分向往。这里的文化开发较早，最早进入民众定居的农耕社会，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王朝夏朝，最早出现国家的形态，这里的文化创造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源头。

   河洛文化之所以形成一个含义固定的文化概念，最主要的标志是河图和洛书。《易经·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是说，黄河里出现龙图，洛水里出现龟书，圣人行事便以它为准则。据传说，中华始祖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一匹龙马，背负“河图”，伏羲接受了它，依据此图创立了八卦，大禹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依据它创立了“洪范九畴”。至于河图和洛书什么样子，《易经》没有绘图，也没有具体的文字解释。先秦时期的其他著作如《管子》、《墨子》中也提到河图洛书，都没有绘出图形。汉代的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今天人们看到的以黑白圈点表示的河图洛书出自宋代，据说是北宋初年著名道士陈抟绘制，以一至九的排列为河图，，一至十的排列为洛书。北宋刘牧著《易解》，改变陈抟的说法，以一至十的排列为河图，一至九的排列为洛书。南宋朱熹《周易本义》肯定刘牧的说法，于是世人皆信从十为河图，九为洛书。但是，明清时期的学者又对河图洛书的图样提出种种疑问。如清代乾隆年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说：

   世传河图洛书，出于北宋，唐以前所未见也。河图作黑白圈五十五，洛书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国《论语注》，称河图即八卦。是孔氏之门本无此五十五点之图矣，陈抟何自而得之?至洛书既谓之书，当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与河图相同事，宜称洛图不得称书，系词又何以别之、曰书平?

   诸如此类的疑问，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尽管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应该肯定，河图洛书的图式在北宋出现，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今天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河洛文化的基础。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河图洛书的图式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图中的黑白两种圈点和八卦中的太极图的道理相同，代表着阴阳，五居中央表示五行居于核心地位，而阴阳五行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四方加中央的格局形成八卦的基本方位，合成一幅完整的图，表示阴阳五行所生成的物质物象居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相克相生，和谐发展。这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存在、物质运动的基本认识。河图中一至十的排列，洛书中一至九的排列，无重复数字，也未缺少某一基本数字，秩序井然。这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的有序性的基本认识。河图洛书中数字排列的位置上下左右交叉安排，大数小数调配适当，隐含着一种内在的规律；尤其是洛书中横行、竖行、对角线的每一组数字相加之和都等于十五，这种特异现象十分典型地表现了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均衡思想。 

   河图洛书的数字概念，还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数学成就。洛书中的数字排列，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幻方，或称纵横图。近代世界范围内数学的发展过程中，幻方理论是数论的组成部分，即在边为n的正方形方格中填充适当的数字，使横行、竖行、对角线各组数字相加之和都相等(如边为5的幻方)。中国古代对幻方的认识比西方国家早一千多年，东汉时就出现每边为3的幻方，称为九宫，这是在八卦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此八卦的八宫加上中央，合为九宫。《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张衡上疏请禁绝图谶等迷信活动，疏中有“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语，说明当时已有术士利用九宫进行占卜。而从数学的观点采看，九宫就是幻方。三国时魏人徐岳《数术纪遗》中说：“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甄鸾注解说：“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北宋时出现的洛书图样与东汉的九宫之说完全吻合，很有可能是北宋初年的陈抟把九宫的幻方结构附会为《易经》中所谓的河图，后又被刘牧改指为洛书。后来到了南宋时，幻方理论又有新的发展。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列出了边为3、4，5……10的纵横图。

   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哲学观念和以数论为起点的数学成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河图洛书在这两方面蕴含的深刻而神奇的内容显示出河洛文化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且，大禹根据洛书创立的《洪范九畴》更是政治学中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尚书·洪范》篇中记述周文王十三年，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便向武王讲述了禹接受上天赐给的《洪范九畴》的内容，“初一曰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农用八政，次四日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日X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据说这段话是后人拟作，但所列九条是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其中包括治理天下的哲学思想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执政者在仪容、言论、观察、听闻、思虑五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与条件，治理天下在民食、财货、祭祀、司法、治安、教育、外交、军事八个方面的基本职能，统一使用历法和记时方法，建立以国君为首的集权制度，推行治理天下的三种德行，以及采用卜筮考疑制度、注意对未来的预测、不断对臣民予以鼓励和警诫等等。这些方略虽然带有国家形态的原始时期一定程度的蒙昧和迷信色彩，但它却相当全面地规划出治国大政方略的纲领。后世历代的治国方略尽管不断发生变化并不断更新内容，但在治理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建立集权、因政设职、崇尚道德、协调关系等方面，则沿袭着《洪范九畴》的基本思路，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思在后世的传承与影响。

    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还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观念，即君权神授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意识，本来，历史事实可能是伏羲创立了八卦，大禹制订了《洪范九畴》，单却由河图洛书的传说把这两项重要的文化成果归之为神的授与，而人类的伟大的人物伏羲、大禹便成为上天或神的权力与力量的接芝者。传说的结果，使远古时期的重要文化创造成畏带有极大的神秘性，同时也使之具有不可抗拒的权威性。对于世间民众来说，既然八卦是上天和神赐与，当然一定是极其深奥极其灵验的了；既然《洪范九畴》是上天和神的赐与，当然一定要俯首贴耳地拥护和服从了。因此，在传说伏羲接受河图、大禹接受洛书之后，周朝的开创者周文王也被传说为河图洛书的接受者。《诗经·大雅·文王》篇原序中“文王受命作周也”一句后，前人疏云：“注云法地之瑞者，洛书也。…然则河图由天，洛书自地，谶纬注说皆言文王受洛书，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当天地之隘，故托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实皆是天命。故六艺沦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图书皆天所命，故文王虽受洛书，亦天命也。”这种解释就把周文王和伏羲、大禹同样看待，都是天与神的意志的代表者了。

   因此，洛阳能够成为周的都城，与河图洛书的传说有直接的关系。周武王灭商之后，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到洛阳，就是顺应文王受命于天的传说，因河洛一带有出图出书的“地瑞”之优势而定都于洛阳。《周札·大司徒》篇记载“地中”处前人疏云，原来夏都阳城曾是周公观测日影的地方，被认为是“地中，天地之所合也”，但“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争，洛都虽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可见当初选定洛阳为建都之地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洛阳被确定为周的都城之后．又进一步促使河洛文化有更快的发展，并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区。西周初期周公辅政时制定的礼乐制度，是西周至东周时的周王室及各个诸侯国一直奉行的制度，并对后世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朝代的礼乐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成为洛河文化的重要内容。”

   由于河图洛书在河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尽管明清两代及以后的不少学者对河图洛书的真实性提出种种怀疑，但是后世的人出于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深厚情感以及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形成的思维定式，对河图洛书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直至今天，人们在论及中华文化的起源及代表性文化成果时，仍然推重河图洛书。河南孟津有“龙马负图寺”，据说是“河出图”的地方；河南洛宁长水有“洛出书处”古碑，据说是神龟负书而出的地方。这两处都经常有专家学者和游人前往瞻拜。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大厅里，建有浓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圆壁浮雕，就以河图洛书为第一组，以太极八卦为第二组，可见河图洛书和八卦五行在中华文化史上无可置疑地处于源头地位。

   当然，河洛文化并不是中华文明的惟一源头。如今不少学者论及中华文明的源头，大都认为应该是多元的。从考古发现和远古神话传说来看，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中华大地就有许多新石器文化区，除中原黄河文化区之外，还有长江中下游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和北方燕辽文化区。有的文章或著作把各个文化区用春秋时的诸侯国名称或其他地理概念来表述，除河洛文化外称为秦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湘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这些文化区也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有的学者指出，虽然有多个源头，但应该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即是广义的中原文化。如任式楠等先生的文章说：“文明的中心(核心)只有一个，即广义的中原地区，它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后与夏商周文明并存的，仍有许多方国文明社会。这可概括为“多元一心说”。(《考古》杂志1999年第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这个“多元一心说”的提法是符合实际的。而被称为中心的中原黄河文化区又有它的中心，这就是以河图洛书为主要标志的河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