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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访古—寻根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

2018-01-24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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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访古—寻根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的观念家喻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和发祥地的观念家喻户晓，深人人心。但是，30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已使人们逐步改变了这种观念。20世纪70年代中叶，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苏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人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纵观中国历史，中原文明曾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任何其他地域的文明所不能比拟的。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需要重新审视中原文明这颗灿烂的明星，以下是我们的认识。
    一、中原古代文明形成的两个阶段
   中原古代文明的起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演变达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而这个过程也是文明因素逐渐出现和积累的过程。人们常说的文字、金属器、城堡、礼仪设施等文明要素，都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出现。社会关系发生本质性变化，氏族制度逐步瓦解，私有制和阶级出现，最终导致国家政权的诞生。结合古代文献传说，这个过程大体相当于五帝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原文明因素起源到文明社会形成时期。人们将这个时期与考古学文化相比照，意见不尽一致。我们依据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把这一时代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年到5000年；第二阶段是龙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到4000年。
    第一阶段：文明因素起源、积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同，处于并行发展的时期。此时，中原占有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尚未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陆续出现，社会也在发生悄然改变。许多器物口沿上的刻划符号，正是后世文字的萌芽；临潼姜寨的圆形铜片，表明人工冶金已经开始；一些大型聚落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管理权威增强的证明；婚姻关系、社会组织、财产贫富等方面的变化，在许多墓葬中开始反映。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时代古城，不只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防卫的需要。“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的塔尖已耸人文明时代。”
   中原以外的其他一些地区，此时也经历着迈向文明的行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等级的分化，萌生了阶级、私有制，建立了强权政治实体。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正是当时社会存在巨大等级差别的反映。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的夫妻合葬现象，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大反差，昭示着氏族社会的崩溃，文明社会的即将到来。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及良渚文化，以众多的玉器而闻名。那里的墓葬随葬品多寡极其悬殊。有的墓无随葬品，或只有几件日用工具及陶器，有的墓却有随葬品几十件乃至上百件，其中多是精美的玉器。一些良渚大墓还安葬在专门堆筑的坟山上，工程之大绝非一般氏族部落所能承办的。当时社会有一批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特权阶层是毫无疑问了。江汉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也不差上下，仅由这里发现多座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城址，即可略见一斑。
    第二阶段：初级文明逐渐形成，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中原文明中心地位开始明朗。
    从仰韶文化经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在这一时段有一种疾速增长的趋势。这与周边地区的同期文化形成明显的反差。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家浜、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时已经是强驽之末。山东的大汶口文化经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时也给人以衰落之感。惟有中原文化的综合实力，呈现出上升趋势。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来看，仰韶文化时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等，都曾由东向西或由南向北，扩展到中原的豫东和豫南，甚至深入到豫中。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东，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进步，已经走在其他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为例，可以作为一个新时代标志的青铜冶炼术，在龙山时代逐渐普及。中原地区发现多处青铜冶炼遗存，登封王城岗出土的青铜鬹残片，陶寺遗址出土的铜铃等，代表着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随后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大量青铜兵器、礼器的出土，显示了中原文明的风采。
   中原仰韶文化时期仅发现一座郑州西山古城。而龙山时代的古城仅河南一地，已发现了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6处。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同时代城址的发现。龙山时代大批城堡出现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在发生剧变，是无休止的战争、权贵的出现和财富的集中。一个邦国林立的初级文明社会在中原大地已经出现。
   从裴李岗的龟甲刻符、仰韶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陕西长安花楼子的陶文与骨刻文字，它们和后世的甲骨文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二里头遗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无可置疑的。
   中原地区陶寺遗址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分化、权贵阶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中墓地约3万平方米。如此之大的聚落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了墓地的一小部分，即已发现各类墓葬1000多座。一些学者对这批墓葬的研究表明，其中大墓只占1％，中型墓占10％，小型墓将近90％，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大型墓一般使用木棺，棺内撤朱砂；随葬品可达200多件，如特磬、陶鼓、鳄鱼皮鼓、彩绘木案、木俎、木匣、木盘、木仓模型、彩绘陶器、玉钺、玉瑗、成套的石斧、石锛、石镰等。中型墓大多都有木棺，有的棺上撒朱砂；随葬成组陶器及少量彩绘木器，有玉钺、琮、瑗、头饰、佩饰、猪下颌骨一副乃至数副或数十副。小型墓大多没有木质葬具；除个别例外，均不见陶器，更无彩绘木器及玉、石礼器等。墓葬显示的等级差别，正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的再现。如果那些小墓属于一般平民，中型墓则可归人普通贵族，而那些少量的大墓就应属于国王或王室贵族阶层。
可以说，中原古文明是诞生在中原龙山文化强大的综合实力基础上的。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宫殿的出现，就是中原地区“大房子”建筑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原地区强大政治权威的标志。在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阶段，中原地区凭借自身实力，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为当之无愧的文明中心。
   当然，中原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周边文明的交流、融合，中原文明的绚丽光彩，许多来自外界。中原地处天下之中，中原文明的发育成长，与之能够博采广收四周精华的便利条件有着直接关系。
    二、中原古代文明中心地位成因蠡测
    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原地区的远古文化曾经与中国境内其他一些古文化相互交流，并行发展，并驾齐驱地奔向文明社会的大门。在完成跨入文明的飞跃之后，中原地区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又在龙山文化时代晚期，快马加鞭地跑到时代的前列，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王中王，奠定了中原文明的中心地位。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中原文明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我们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和三个要点值得考虑。
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优越的地理环境，二是深厚的文化积淀。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必然受到这一条件的制约。尤其是远古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比现在要强得多。中原位于天下之中，这给中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与周边文化广泛接触的便利。与四面八方的交流，使中原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人们的视野更广大，胸怀更宽阔，发现新事物、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要强。中原地区率先步入文明社会，且处于主导地位，与此不无关系。
    中原地区以河南为中心，大致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及相邻地带，处于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分明，年均温度8-12摄氏度，属北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年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这里具有高山、平原、盆地、沼泽等多种地形，为人类的生息繁衍、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里的地表覆盖着厚厚的黄土，肥沃的黄土地含有丰富的腐植质和氮、磷、钾等植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并具有质地均匀、结构疏松、保肥保墒、易于耕种等特点，是种植稻、粟、黍等粮食作物、养殖牛羊等牲畜的良好土壤，这为中原先民开发农业提供了天然的物质基础。
   中原地区至迟在七八千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老官台文化时期，已经开始种植稻、粟等农作物。这里是粟作物的起源地，也可能是人工粳稻的起源地之一，原始农业十分发达。农业是产生人类文明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是文明之母，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几乎都诞生于农业中心。农业的发展促进和带动畜牧业手工业进步，为人类自身的生存、繁衍，也为创造剩余产品提供了保障。社会性经济发展促使贫富差别加大，私有制产生，阶级出现，文明社会也将到来了。
   中原地区农业在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已经告别刀耕火种时代，进入锄耕阶段。当时的农业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开荒耕种、收割、加工等整个过程。粮食产量也相当可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曾发现88个储存粮食的窖穴，存粮最多的一个窖穴堆积粟米厚达2.9米。有人初步统计了一下，这些窖穴粟米重约13.82万斤60中原农业经仰韶文化时代发展到龙山时代，就更为进步了，主要表现在农业工具的种类、数量的增加，大型农具增多，制作更精良、锐利，钻孔农具多。储藏用的窖穴比过去更大。家畜饲养量增多，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的26个灰坑中，出土的家畜骨骼远远超过当地仰韶文化168个灰坑内出土家畜遗骨的总和。更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经验。中原龙山文化时期，遗址的数量较裴李岗时期增加了十几倍，且大型遗址很多，可见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已经十分繁盛，这是中原文明起源的基础。
   没有中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就没有发达的原始农业。没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中原文明的发展也难以独占鳌头。
   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中心的又一个基本原因。中原远古文化具有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内涵丰富的特点。这是中原文化领先周边的一个内在因素。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浅薄的文化是难以创造灿烂文明的。中原文明正是根植于中原地区发达的原始文化之中，才具备居尊领先的资本。
   中原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所属河南、陕西、山西、河北诸省都有发现，而且从早到晚基本没有缺环。较著名的有山西芮城的西侯度文化，距今约180万年。陕西蓝田县公王岭的蓝田猿人，后来的检测年代为距今110万年。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50万年。河南的南召猿人距今也有四五十万年。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已普遍生活在中原沃土。中原旧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存更加丰富，仅河南中西部就发现几十处之多。其他比较典型的还有距今20万年至10万年的陕西大荔文化，山西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山西朔县的峙峪遗址距今3万年，沁水县的下川遗址距今2万多年到1万5千年，河南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距今也有一两万年。河南许昌还发现了1万多年前的细石器。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舞阳大岗遗址细石器文化层的发现。这里首次发现中原裴李岗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的直接叠压层，为解决中原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去向及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采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另外，在河北阳原县泥河湾的虎头梁，发现了一个有大量细石器的制作场，距今1万3千年。据说在与之相同的地层中竟然出土了一些陶片。这是目前中原地区最早的陶片。如果这一发现属实，它揭示了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篇章。比它稍晚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不仅出土陶器，还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等，将中原新石器时代的起始确定在1万年之前。中原地区源远流长的旧石器文化为接踵而来的新石器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原新石器时代是一个经历了繁荣的氏族社会，并疾速地向初级文明过渡的时期。这一阶段历时5000多年，和人类学会用火、制作工具，进而学会磨制石器并烧造陶器这一过程相比，5000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中原先民创造了丰富多采，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文化。这一文化的繁杂与影响，是同时代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经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发掘研究，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顺序已经十分清楚。新石器早期，北部有磁山文化，西部有老官台文化，中部是裴李岗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有不同类型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又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等。这些文化从陕甘到冀中，绵延几千里，上下几千年，一脉相承地发展下来，在全国各文化区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由其各个时期众多文化类型的划分，便可略知一二。
   仅以河南省为例，裴李岗文化已有贾湖类型、裴李岗类型以及莪沟类型、中山寨类型、翟庄类型等划分。仰韶文化历时最久，文化内容更丰富，除通常划分的半坡、庙底沟、后岗、大司空村、西王村、秦王寨、马家窑、史家等类型外，近些年又有下王岗、大河村、阎村、谷水河等类型。还有仰韶文化的一些类型重定为文化，再分类型的，如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半坡文化、下王岗文化、大司空文化、下潘王文化、秦王寨文化等。如此之多的文化类型，各不相同的文化认识，正反映了仰韶文化内容之复杂。河南龙山文化同样如此，它被分为后岗、王湾、三里桥、王油坊、下王岗、郝家台等类型，另外还有大寒、煤山、造律台、豫北、豫南等不同类型的认识*o由于中原地区各个时期文化类型多，不同类型文化间的内部交流、融合也多，加之地处中华腹地，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交流频繁，所以，不少中原文化类型都存在明显的多重文化因素的特点，这也是中原文化在类型区分上存在颇多异议的原因之一。这种文化类型多，各类型中文化因素多的情况，可谓中华文化大融合的缩影。
   中原远古文化在全国各大文化区中，分布面积最广，延续时间最久，文化内涵最丰富。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步人初级文明，并建立夏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除了上述原因，中原地区成为文明中心的主要因素尚有下面三点。
   第一，战争洗礼。
   战争是文明的催生婆，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大熔炉。战争使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关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培植并强化了王权。国家伴随着战争而来，中原文明及其中心地位也是在争战中诞生，这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上均可得到证实。中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三大战役都来自中原o
   1．阪泉大战
   这是发生在炎黄二族之间的兄弟之争。文献记载，炎黄二族最早都起源于中原西部，而后向东部的华北平原发展。先期到达的黄帝族和稍后前来的炎帝族在这里出现磨擦，导致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最后以黄帝的胜利告终。这是中原内部的一次文化整合，它使炎黄集团合二为一，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全面大融合。
   2．涿鹿之战
   这是中原炎黄族联合打击蚩尤族的一场战争。《史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蚩尤族属于东夷集团，有说是属于苗蛮集团。涿鹿之战实际上是中原华夏集团的一次对外战争，是中原文化同周边文化的首次大碰撞。蚩尤族战败，一部分南逃，一部分汇人华夏集团。
   3．征伐三苗
   伐三苗的战争发生在华夏集团已经强盛起来的尧舜禹时期，《左传》、《战国策》、《墨子》等古籍有“舜伐三苗”、“虞有三苗”、“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的记载。战后“有苗乃服”，中原集团再次取得胜利。三苗是与中原南方接壤的部族，伐三苗是中原文化与外界文化的又一次碰撞，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大融合。
   上述三大战役是中原文明起源过程中众多战争的缩影，从中可见中原文化的实力。战争使战争领导者的权威不断上升，最后发展为王权。强大的王权统治对中原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原远古战争的痕迹在考古发现中很多，反映在方方面面。除了各种玉石兵器，灰坑、墓葬中杀殉的俘虏等外，最典型的是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如前所述，中原古城目前仅河南省已经发现7座。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侵占领土，所以，一些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化，也折射出战争的影子。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仰韶文化时期，山东大汶口文化十分强盛，开始向外扩张，其中一支自东向入中原地区。豫东的商丘、周口两地区普遍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存，淮河中上游也有许多大汶口文化墓葬、遗址发现。这不是文化的一般性交流和影响，显然是一种入侵。到龙山时代中晚期，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中原文化逐步占了上风，山东大汶口文化势力后退，残余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融人河南龙山文化中。
   同样是仰韶文化的晚期，在中原的豫西南地区，江汉文化与中原文化交锋。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屈家岭文化的北上，它不仅占据了豫西南地区，而且对豫中地区的中原文化也产生强烈影响。由下王岗等遗址的文化层叠压关系看，屈家岭乃至石家河文化的北上时间不长，到河南的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就被中原文化取代”。兴盛起来的中原文化甚至将鄂西北也圈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说，中原文明是在中原文化的内部磨擦与外部碰撞中成熟发展起来的。
第二，洪水治理。
关于洪水的传说是世界性的，最著名的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国的“大禹治水”也是家喻户晓的。我国古籍中对尧舜禹时代的洪水传说，记载的很是生动形象。目前多数史学家都相信，这可能是一场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与洪水斗争的真实故事。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者对海侵周期，古河道变迁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证明远古时期有洪水期的存在。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也有不少。“沿京汉线与陇海线的邯郸——武功间至少有三处，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发现过洪水的遗迹现象：一是邯郸，二是洛阳，三是武功(浒西庄、赵家来)。出洛阳城往西下一个大坡到涧沟，涧沟的龙山文化，沟下早、沟上晚，沟下是洪水前，沟上是洪水后，从沟下搬到沟上，是五千年以后的事。涧沟的材料少，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武功浒西庄在下边，赵家采在上边，时间与涧沟上下对应。时间上“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从洪水到治水，从治水不成功到成功的时期大致吻合”。
   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都表明，洪水的治理对中原文明的进步及中原文明的中心地位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它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水灾问题，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各部族及各酋邦王国间的联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王权的领导权威。龙山时代晚期的这次洪水治理，给了中原集团或中原权贵们一次施展权力的机会。以禹为首的权贵们利用地理和文化上的优势，紧紧抓住了这次机遇，当仁不让地占据了领导地位，也使中原文明走上了前列。
   大规模的洪水治理，要求各部族、酋邦打破地域界线，协调一致的行动，消除只阻挡不疏通、各自为政的局面。过去那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部落联盟制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凌驾于部落乃至酋邦之上的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便逐渐形成。为达到团结一致、建立至高无上权威的目的。中原领导者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是经常召开领导层会议说和，并与涂山氏等联姻以加强同异族的关系。二是对敢于抗命，不服从指挥者坚决打击。先是动用武力铲除拒不合作的共工氏，接着又寻借口将消极反抗、行动怠懈的防风氏砍了头。这类措施巩固了大禹的王权地位。当洪水退去时，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已经初步形成，中原文化的实力明显增强，重权在握的大禹王又乘胜前进，挥师南下，将占据南方时常作乱的“三苗”一举平定，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建立起唯王独尊的新秩序。
   第三，强权政治。
   所谓强权政治，其实就是专制王权，它是父权家长制的扩大化。强权的出现是阶级矛盾尖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解体、战争频繁的必然结果。中原的强权政治脱胎于父权制，在血与火的战争和涛涛洪水的洗礼中强化。虽然它也披着原始宗教的外衣，顶着神圣的光环，但是与纯粹的神权政治相比，它更适合原始社会末剧烈动荡的时势。以巫师、巫术为中心的神权政治只能掌握自己氏族或部族的权力，强权政治却可以通过武力威胁、战争掠夺去控制和夺取跨地域的统治权。
   中原地区的强权政治一开始就是以政教合一的面貌出现，这对后世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强权政治的权贵们，既是主持祭祀的巫师和祭司，又是指挥征战的首领。他们利用神权为世俗政治服务，又将世俗政治礼仪化，最终导致强权神化，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政教合一是中国古代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许多国外古代民族都曾有过从政教合一向政教分离的过渡，中国没有，这与世俗强权政治的发达不无关系。世俗政权的强大使神权处于依附地位，根本没有机会产生如其他文明古国那样的独立于政权之外，能与王权抗衡的祭司阶层。中原强权政治能够发达起来，与中原远古文化注重现实、注重人伦关系有直接联系。人们注意到，和周边同时期文化相比，中原远古文化缺乏浓重的神气。红山文化有气势恢宏的神坛、神庙，良渚文化有独具特色的祭坛、坟山，二者都有精美的玉礼器。山东大汶口文化有随葬丰富的墓葬，龙山文化有精致的蛋壳黑陶等。中原地区，尤其是中原腹地河南，既缺乏大墓，更没有祭坛，祭祀神灵的陶、玉礼器也少见。这绝不只是考古发掘不够所致。质朴无华的中原文化更重视现实生活，未痴迷于神灵世界。这里发现的大型聚落、房屋基址无与伦比；发达的农业经济首屈一指；最早的刻划符号、最早的青铜冶铸、最早的乐器、最早的纺织品等，展示了中原文化的创造精神。半坡、姜寨等多处遗址中发现的“大房子”，是中原先民祭祀神灵、祖先，处理政务的地方，即后世所谓的“明堂”、“太室”，也是酋长、祭司政教合一的办公场所，虽不及红山、良渚的神坛气派，却也经济实用，一举两得。良渚等文化把神灵巫祝敬奉至无尚崇高的地位，与中原文化神事、人事合二为一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良渚等文化施行的是一种极端注重神人关系的神权政治。
   过去人们探讨良渚、红山等文化的衰败现象，总是寻找水灾、战争等外部原因。其实，关键还在于它自身，在于它过度发达的神权政治。在神权政治的统治下，如果神权与世俗政权合作或为政治服务，社会可以平稳发展。若社会发展到巫术泛滥、神权主宰一切的地步，就将影响社会的进步，降低整个社会抗御突发事变及自然灾害的能力。神权政治的一个通病，就是全社会把最好的产品贡献给神灵，这势必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浪费，良渚文化在这方面表现得极其突出。且不说那些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玉器、漆器、牙雕、纺织品、高级陶器等，单堆积那些坟山、祭坛，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财力。一旦由此引起社会动荡，后果可想而知。可以说，中原文明因强权政治而兴，良渚等文化因神权泛滥而衰。中原文明初期的王权统治，为日后中国几千年王者独尊的专制统治奠定了基础。
   以上是我们关于中原文明中心地位的随想。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是天时、地利、人和多重因素促成的。中原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可以借用严文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段形象比喻来说明：“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是与这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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