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以前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宫殿宗庙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妇好墓、花园庄东地H1甲骨窖穴、54号基址和花园庄M54号墓等。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长1.1千米，东西长0.65千米，宽10-20米，深5-10米的巨型防御濠沟，其东、北两端与洹河的河曲相通，将宫殿宗庙遗址环抱中间，构成了严密的防洪、防御体系，与宫殿宗庙遗址浑然一体，起到了类似宫城的作用。
    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片，震惊了世界。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Y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畋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
    殷墟王陵遗址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对，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场所，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积达11.3公顷。王陵遗址共发现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王陵大墓多为“亚”、“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面积最大者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区有8座4条墓道大墓，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列，最西为M1500、M1217，最东为M1001、M1550，位于中间东北部的为M1004，西北部为M1003、南部为M1002、居中位置为M1567；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4条墓道大墓1座，为M1400，2条墓道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1129和50WGKM1（武官大墓），1条墓道大墓1座，为M260。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形呈“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坑内埋葬着数千具祭祀牺牲的遗骨，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还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8-10人不等。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牲1,178人，这些祭祀坑的存在成为商代残酷人祭制度的历史见证。这种以人祭、人殉等为代表的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并在秦汉时期演变为制作陶俑或木俑等殉葬的方式。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潜力。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公里，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多年来，殷墟遗址在国家、河南省和安阳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措施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先后颁布实施了《安阳市殷墟保护管理办法》、《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把殷墟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并相继成立了专业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文物保护、行政管理和游览服务，形成较为完备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效保护了古代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从2001年4月，安阳殷墟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5年多来，安阳市政府先后投入2亿多元巨资，编辑制作了申报文本及其2个补充资料，拆除各类建筑21万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绿化19.7万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边环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探索遗址的展示方法，既保护了深埋地下的遗迹，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遗址的可观赏性。特别是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博物馆投资3000万元，由安阳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双方共同管理博物馆的事务。这种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合作双赢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遗址打造成了具有较高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