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陇文化—大漠黄河—考证宁夏秦渠的成渠时代(一)
宁夏引黄灌溉设施创始于何时?清代中叶以前的文献史料,明确地说始于汉代,或含糊地说建于古代。截至目前从我们已经查阅到的资料看,成书于清道光六年(公元l826年)的《西夏书事》有秦家渠“相传创始于秦”的记载。一百年看的宁夏地方志《朔方道志》(成书于公元1926年)重提这一说法。1936年出版的《宁夏省水利专刊》在照引《朔方道志》说法的同时,该书编者之一的曹尚经又在书末著文指出:“试综阅宁夏现存之关于水利的各种典籍,及能找到的碑文图卷,就知道宁夏的水利事业,远肇于汉代武帝的时候。”1943年编撰的《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一方面引用“朔方道志”的说法,同时又指出秦渠建于秦代之说是“根据渠名之推测,及不确实之传言。”
解放以后,秦渠建于秦代之说曾广泛流行。近年来,不少同志指出,该说缺乏史实根据,宁夏引黄灌区的开发应为汉代的事1。 但有些同志仍坚持秦渠始建于秦代之说2。 对此,我们愿再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期对这一问题能进一步探讨清楚。
(一)宁夏河套开始引黄灌溉的最早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汉度(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3这段记述明确告诉我们,包头以西至兰州附近之间的黄河沿岸冲积平原(当然包括宁夏河套平原在内),到那时才形成一定规模的引黄灌溉渠道,并开始设置管理屯田事务的“田官”4。按其上下文所述时间顺序推算,通渠时间应在汉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19年之后)。
以下一系列历史记载,也都从不同方面证明了汉武帝时代开始创建宁夏引黄灌溉设施确为事实。
第一,《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l26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公元前l20年),“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说明匈奴远遁,边防已较稳固;元狩四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五年,又“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5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驻戍当地的许多军士、田卒,均需要大量粮食,这既对当地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也为开辟引黄灌区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条件。
第二,移民初期,当地还没有多少粮食生产。如元朔年间“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元狩年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6说明当时河套地区军民所需的粮食仍然主要靠从内地远距离调运供给,“数岁”之后衣食来源才开始转向自给。
第三,司马迁在《史记》的另几处又指出了此后河套地区开渠屯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7表明引黄灌区开发初期,灌溉效益发挥不够充分,还没有达到予期要求。但这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8一年中增加那么多田卒,说明灌溉农业正在巩固发展,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亲率群臣百姓堵住黄河瓠子决口,影响极大,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9这里两处均提到的“西河”,据唐朝人杜佑考证,是泛指黄河西套(即宁夏河套)一带,“非河西河郡也。”10宁夏河套遂成为当时全国新发展的灌区之一。直到公元一世纪初,由张戎“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灌田”之语,可知灌溉农业继续有所进展。11
第四,后汉顺帝永建年间(公元l29年之前),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安定、北地、上郡,阙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12总结了汉武帝、光武帝在此发展灌溉农业的重要意义,确切反映了这一带引黄灌溉创始于汉武帝时代的历史事实。
第五,两汉以后的历代史籍,对宁夏引黄灌渠也多有记述。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薄骨律镇(镇城即汉灵州县治,在今青铜峡以北)镇将刁雍上表请凿艾山渠曰:“以今年四月末到镇,时以夏中……官渠乏水,不得广殖……此土乏雨,正以引河为用。观旧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13 这里所说的“上古”指明非北魏当代。而北魏以前的三国、两晋时期,这里先后为鲜卑、氐、羯、羌、匈奴等游牧民族所占据,不可能有大规模开发水利之举,推断为汉代,相距五百余年,应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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