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四史没有西夏史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雄踞西北。从1038年建国，到1227年灭亡，长达190年。如果从党项族首领拓跋恭于881年割据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算起，历史长达347年。一个朝代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如果说，拓跋思恭在其统治范围内，“供赋不入公朝，巡属唯其除授”，“虽未称国，而自王其土”，仍然只是唐朝的一个局部的话，那么，元昊所建立的西夏，拥有雄兵50万，扼控丝路，抗衡宋辽（金），三分天下，称雄西陲，在我国11-13世纪的历史上，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西夏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夏的历史地位，要求应像宋、辽、金一样，在传统史学中（二十四史中）占有一“史”之位，以记其世系列替、典章制度、荣辱兴衰。然而，事实是既无正史，也无野史，致使西夏成为历史之谜。我们的先辈，对此不无感触，人们不禁要问，元顺帝丞相脱脱在总纂宋、辽、金三史时，为什么不能同时修纂一部西夏史呢？近百年来，人们对此多有议论，有人认为，“元昊自制番书，摈汉文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湮没”；有人认为，修史者“不遑发政府之椟藏，集遐方之匦献，草创为之，灭其国并灭其史，此不能授《春秋》之笔以责之也”；有人认为，脱脱持“正统偏安之见，特以辽金与蒙古同类，故不欲列于宋史载记，以为增高己族之步。至于西夏，则视为无足轻重，与当时之高丽同类并观”；笔者认为，上述诸说，似皆不足为据，根本原因是，蒙古灭夏战争中，西夏文献、档案备遭破坏，以致脱脱修史时，竟无足够的文献可征，当然不能凭空编出一部西夏史。然而，不论什么原因，没有西夏专史是历史事实，终是历史的遗憾。

　　二、明清西夏史著

　　西夏虽无专史，但宋、辽、金三史中有“西夏”三“传”，《元史》中，宋元野史、笔记、类书、文集中也有零散记载。是否可以以“三传”为依据，采撷这些零散资料，编纂成更为详尽的西夏史呢？明清先贤在这方面作了努力。明胡汝砺《弘治宁夏新志?拓跋夏考证》，是这种努力 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远不如清代的同类著作详尽，但却是现存最早的西夏编年史，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清代乾嘉以来，崇尚考据之学，西夏史的重构，也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嘉庆到清末，西夏史著竟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有史学家洪亮吉的《西夏国志》，地理学家徐松的《西夏书》、《西夏地理考》，著名学者张澍的《夏书》，以及秦恩复、陈昆、邵廷采、王昙等人的著作。这些史著或未成，或未刊，或毁，或佚，皆未流传下来。尚可见到的有周春的《西夏书》，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还有张澍的《西夏姓氏录》。与此同时，考据学家王仁俊，又进行辑遗拾补工作，广泛收罗史籍中的夏人著述和西夏对宋辽金的表、奏、书、榜等，编成《西夏艺文志》、《西夏文存》等。民国年间，罗福苌、罗福颐合撰《宋史夏国传集注》，罗福颐编《西夏文存》，而戴锡章著《西夏记》２８卷，博采旁收，集清代诸书之长，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上述诸书中公认较好一本。这些著作，都应视为明清西夏史学之余绪。明清先哲，拾遗补缺，排比成书，对保存西夏史料，传布西夏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西夏纪》、《西夏书事》、《西夏纪事本末》，仍是今天西夏学者的案头必备。然而，尽管这些史著刊期有先有后，卷帙有多有少，体例也有编年、传纪、纪事本末之不同，但所用资料雷同，并不能改变西夏史料严重短缺这一局面，西夏研究仍被称为“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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