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工作，彻底改变了这种对西夏建筑无知的状况：最先发现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为“西夏原建”[ ]（1988年，被公布为国保单位），继而又发现同心韦州康济寺塔、贺兰潘昶宏佛塔、贺兰拜寺沟方塔等，也是西夏古塔[ ]。这几座古塔，在细部处理上各有特点，有的塔身上还有藏传佛教的影塑佛像，但其共同点是底层特高，有简单的叠涩出檐，砌砖用黄泥作浆等，这些都是唐代古塔的特点；而时间较早平面方形的拜寺沟方塔，更是受唐代影响的结果；诸塔多为八角形密檐式高层砖塔，也是辽金时期北方盛行的塔式。如果问西夏建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西夏石窟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还无从谈起。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五百多个石窟中，被“判明”为西夏的仅有七窟。西夏石窟的调查研究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中，初步认定八十多个西夏窟，并分为早中晚三期。70年代以来，又在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以及武威天梯山、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玉门昌马、肃北五个庙、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等地的石窟中，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从而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容。但仍以莫高、榆林两窟的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系统。
   
　　80年代末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专家将莫高、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作了调整，从西夏窟中划分出二十三个西夏时期的回鹘洞窟；将著名的过去认为是“西夏王”的供养画像，也改为“回鹘王”；使其更为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 ]。西夏石窟上承唐宋，下启元代，延续近两个世纪，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石窟艺术的研究，包括石窟形制、造像风格，而以壁画内容最为丰富。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将西夏壁画分为“尊像画、经变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四类[ ]。其中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如莫高窟中的回鹘王及其家属供养像，榆林窟中反映藏传佛教的五方佛曼陀罗、观音曼陀罗，大威德明王等，还有分布在诸石窟中的六幅“唐僧取经图”。在人物造型上，“一般面相长圆，腮部肥大，鼻梁长直且高，细眉柳眼，身材一般修长，表现出党项民族的面貌特征”[ ]。丰富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内涵。
   
　　但是，由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的继承往往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从总体上说来中原文化对西夏石窟的影响更为浓烈，“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因为大都是利用前代旧式加以修理，在洞窟形制上当然很少西夏时代特点。同时壁画和塑像的内容，也都承袭北宋格局。”连著名的60年代发现的西夏供养天女所穿的“褂衣”，也是“当时中原贵族妇女的礼服。造像风格也如宋代”[ ]。在壁画中，“唐僧取经图”虽属首次出现，但都是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壁画中的西夏建筑，早中期的“和宋代的差不多，只是色彩倾向于青绿”；晚期的其构图、设色、用线，“与唐宋壁画所示有很大的不同，却与内地宋、金建筑（如正定县隆兴寺）颇为符合”[ ]。这一情况，反映了西夏艺术家向现实学习，并反映现实的求实进取精神。
　　八、文献和印刷
　　1908年和1909年，沙俄探险家Β?Π?柯兹洛夫，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两次发掘，尽管有中国蕃篱不固，受人凌辱的背景；尽管具有野蛮掠夺的性质，对城址造成极大破坏；但从它的结果上看，却是一次轰动世界学坛的考古重大发现。1909年，柯兹洛夫在一个被誉为“图书馆”的墓塔内，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这些文献经过俄罗斯学者近半个世纪的整理，已经编目的计有八千多个编号，大约有二千册，为宋夏金元时时期的珍贵印本、写本和绘画。其中西夏文文献占90%左右，汉文文献不足10%，还有藏、回鹘、波斯文等文字文献。大部分为佛经，也有世俗文献，加上未整理的，约有数千卷之多，在十五万页以上，绘画五百多幅[ ]。一次发现如此巨数的文献，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它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黑城西夏文献的内容极为丰富，除佛经外，西夏文的：有译自汉文的儒典、有字典辞书、文学作品，有法律文献、历书、医书，还有咒文、图表等；汉文的，有道藏、儒典、史学著作、文学作品、历书、医书、占卜书、契约、账册、版画、纸币等；真是包罗万象，无奇不有。这些文献，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解读西夏文字提供了最为关键的资料，也为直接使用西夏文献研究西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西夏文献宝库。因出版《西夏语文学》而获列宁文学奖的著名的俄罗斯老一代西夏学者N?A?聂斯克说：“刊布柯兹洛夫所获西夏文献，乃是具有头等意义的科学事业。”近几十年来，随着这批文献的逐渐刊布，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研究。西夏学成为世界上的一门显学，大概就从这时开始的。经过中外学者几十年的努力，不仅释读了六千个西夏字，基本上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而且出版了二、三十部以研究黑城文献为主的著作。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急起直追，后来居上，也取得显著的成绩，出版的著作有：字书辞书类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文海研究》、《同音研究》，军事法典类的《贞观玉镜将研究》，类书有《类林研究》、《圣立义海研究》，西夏法典有《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等。尤为可喜的是，1993年以来，中俄有关方面合作，对俄藏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并出版大型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21卷。这些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公开出版，充分显示了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人人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料。
   
　　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以及近几十年在宁夏、甘肃、内蒙古新发现的西夏文献，反映了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状况[ ]。西夏政府设有“纸工院”、“刻字司”，统管西夏的造纸、刻书和印刷事业。西夏重儒兴佛，不时刊印儒家典籍和佛教经典，用西夏文印，也用汉文印；用雕版印，还用了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1989年在甘肃武威发现了西夏文佛经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在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汉文活字印本的情况下，这一发现尤其显得重要[ ]。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王祯发明的说法，将木活字发明和使用的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这一成果，在1996年得到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的确认[ ]。稍后，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和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中，也发现了六种西夏活字印本及若干种未能确定经名的活字残页[ ]。
   
　　这些活字印本，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而且还是当前研究中国早期活字印刷技术唯一可据的实物资料。与西夏同时的辽金，因地处中原，印刷业也比较发达，但迄今未发现契丹文、女真文刻本，更未见其活字印本，这是西夏与辽、金最大的不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西夏无论是雕版，还是活字印刷，都是在宋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夏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西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余论
    　上述几个方面，无论是是陵园、遗址、窖藏、瓷窑、还是碑刻、钱币、古塔、石窟、印本等，固然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但又处处事事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特别是唐宋文化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党项族是在公元７世纪初，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经唐政府允许逐步迁徙到今陕北和河套一带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地区，人们过着封建社会的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在数个世纪中，党项族与汉族相濡杂处，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不起变化。而党项贵族、特别是李氏贵族，他们虽为蕃镇势力，但又是唐、五代和宋朝的地方官员，朝贺礼仪，多用汉式，读书写字、公私文书尽用汉字，当然更多的接受了唐宋文化的影响。《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是唐宋文化对西夏文化影响的高度概括。
   
　　当然，还必须看到其他民族对西夏的影响，如藏族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就比较深，在内蒙古黑城和贺兰县拜寺口双塔、潘昶宏佛塔中，发现了藏传佛教的唐卡、版画、木雕佛像；在灵武窑的瓷器中，有经常使用的如意轮、金刚杵；在西夏文佛经中有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典；在藏文文献中还有藏族高僧到西夏传教并被封为国师的记载等。如前述，在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洞窟中，不仅有藏传佛教内容的壁画，而且有回鹘洞窟，这不仅反映了藏传佛教和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吐蕃文化和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宗教方面，而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则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到西夏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物质文化等各个领域。当然，党项族不是汉族，也不是吐蕃和回鹘，不论中原文化、还是其他民族的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有多么强烈，都是被融入西夏文化中的，是西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党项族在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也为丰富多彩的华夏文化增添了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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