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西夏钱币有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事。据有关资料，迄今为止，在陕、甘、宁、内蒙古等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不少于30处，出土了数百万枚从汉代到辽金十几个朝代的120多种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这些窖藏钱币，大都埋藏在深山荒漠，是蒙古灭夏战争中逃难的西夏百姓埋藏的，在入土前，正是西夏社会流通的货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西夏钱币的最大特点，是将本民族的文字铸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现在发现的西夏文钱已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佑宝钱”、“天庆宝钱”。但我们同时发现，西夏钱币在形制上，与唐宋钱少有差别，如果不看钱文年号，是很难区分它是宋钱还是西夏钱的。在钱币制度上，宋朝流通年号钱，西夏无论是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西夏钱和宋钱一样，在字体上有篆、隶、行、真，也有对钱[ ]。在西夏钱币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西夏虽然自己铸造钱币，但主要流通的却是北宋钱。据对贺兰山三处窖藏钱币分别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北宋钱竟达85%以上，而西夏钱则不足1.5%(其余为两汉、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的钱，唐“开元”钱数量也不少)。这说明宋夏关系密切，西夏在经济上对宋有一定的依赖性；也说明比之中原地区，西夏商品经济不够发达[ ]。
　　五、碑刻
　　西夏受汉族文化影响，遇事也多立碑记述。我们知道的西夏碑刻，有数量很大的西夏陵西夏文、汉文碑刻残片，有内蒙古乌海市发现的仁宗天盛七年（公元1155年）容州（？）参政知事残碑等[ ]。现存完整的西夏石碑仅存两方，一方是著名的武威“西夏碑”，全称是“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它是著名乾嘉派学者张澍于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发现的。该碑立于西夏崇宗天佑民安五年（公元1095年），是双字碑，碑阳为西夏文，碑阴为汉文，每面约一千八百多字，内容略同，是崇宗修饰宝塔和庙宇的纪功碑，涉及西夏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官制民风、文化艺术等，内容十分丰富，为研究西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碑”是最早发现、也是最重要的西夏文物之一，迄今为止，仍是唯一完整的西夏文字碑，1961年被公布为国保单位。
   
　　西夏文字在西夏称为“番字”、“番文”或“番书”，是西夏的法定文字，在西夏广为传播和使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是西夏文化的“灵魂”。而敦煌所藏元代的速来蛮宁六体（有西夏字）刻石，北京居庸关云台元代的六体（有西夏字）陀罗尼刻经，及保定明代的两座西夏文石刻经幢，说明降及元明，留在河西地区和东移内地的一部分党项人，仍有人继续使用西夏文字。但是，西夏字笔画繁复，类若符篆，大约到明末，随着党项族的消亡，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此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就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西夏碑”发现的重大价值之一，就是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西夏文字，这在西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张澍在《书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感叹地说：西夏字“或云元昊作之，未审其知，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

　　我们注意到，这种别具特色的西夏文字，同汉字一样是方块字。张澍先生在发现“西夏碑”，拂去其上尘垢，第一次看到西夏字的印象是：“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生动地描绘了西夏文字和汉字共性的一面。西夏字是按照汉字的形体创制的，正如史金波先生所说：“无论在造字的原则上，在文字的结构上，乃至于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能摆脱汉字的影响。”[ ]西夏文字是在汉字的影响下创制的。

　　另一方是张掖的《黑水桥碑》，又称《黑河建桥敕碑》、《黑水河桥敕碑》、《西夏告黑水河诸神敕碑》。立于仁宗乾佑七年（公元1176年），也是双字碑，与“西夏碑”不同，碑阳是汉文，碑阴是藏文；碑文记载建桥之后，黑水河“水患顿息”，是因为山神水神等诸神，能“冥歆朕意，阴加护佑之所致”。这是西夏时期仅有的一方汉藏合文碑，也是西夏仅有的两方完碑之一。此时西夏文字流行已有一百四十年，碑文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藏族的尊重[ ]。碑文虽然比较简单，却是研究西夏典章制度和民俗的重要资料。
　　六、官印和铜牌
　　官印，是古玺印的一种，是封建王朝各级机构、各部门长官行使权力的凭证。据西夏法典《律令》规定，西夏印章分“司印、官印”两级，司印是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的印章。质地有纯金、纯银、铜镀银、铜四种。受唐宋文化影响，各依司位、官品等级大小、高低颁发，并规定了各等级印的质地、重量和大小尺寸[ ]。西夏官印大小与唐宋官印略同，所用字体也为唐宋九叠大篆。

　　现在所见西夏官印，皆为方形铜印，多为传世品，并见各家著录。1958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出土一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内蒙古东胜、准格尔旗，陕西横山，宁夏固原、同心、盐池，甘肃兰州、民乐，远及青海、四川都有出土和发现，加上民间收藏尚未报导者，估计约有一百五十多方。这些官印有六字印、四字印，而90%以上为“首领”二字印，个别二字为“工监”。印文为白文（阴文）九叠大篆。印背多左刻年款，右刻姓名，也有未刻者，或年款、姓名易位者；纽上刻西夏文“上”字。造型规整，屈曲平满，是古玺印的优秀制品之一。

　　对西夏官印的研究，是从背款文字开始的。罗振玉、王静如、罗福頤皆根据新的发现，也对西夏纪年的错误，进行了订正。印背所刻党项族首领姓氏，如嵬名、磨壁等，是研究西夏姓氏和民族学的新资料。比之年款、姓氏，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印印文的认识。西夏官印印文，笔画重叠，盘旋曲折，字形诡谲，加上任意增减笔画，更是难以认识，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振华从官印楷书西夏文背款上的“首领”、“大首领”受到启示，经过长期揣摩，始释出二字官印的西夏文印文为“首领”二字，从而揭开了西夏官印印文之谜[ ]。

　　西夏官印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但还有显而易见的特点。与唐宋官印不同，背款不镌刻官职名称，而刻显示族帐世袭身份“首领”的名称，说明部落和族帐“首领”、“大首领”的重要地位，是保留固有民族传统在官印上的反映。唐宋官印皆用赤文（阳文），西夏官印独用白文（阴文）；宋代官印背刻年款，西夏官印除年款外还刻姓名；宋代官印纽上已无穿孔，西夏官印仍保留古代印纽穿孔的形制[ ]。这些特点，固然有西夏统治者有意强调其与宋制之不同，然而亦有实用的成分。西夏的军队，多由部落首领统率。官印纽上穿孔，仍是为了便于佩带，以适应其游动的生活[ ]。

　　西夏铜牌也是重要的文物之一，多为传世品。有三类：1、敕然马牌，圆形，套合式，合盖上鐫西夏文“敕然马牌”四字；与唐宋符牌一样，是传达紧急军令的信牌。2、守御牌，圆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阴刻西夏文“防御待命”四字，背面为佩带者西夏文人名；是执勤军人的名牌。3、宿卫牌，多为长方铲形，上有悬佩銎孔，正面文字多为“内宿待命”四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为“宫门后寝待命”六字牌；是宫内宿卫人员身份的证明。

　　此外还有：镀银铜牌，圆形，上覆带有銎孔的荷叶，牌上阴刻西夏文“唵嘛呢”三字。铜镜，圆形，环周阴刻西夏文“唵嘛呢叭迷吽” 六字真言。这与西夏崇奉佛教有关。

　　还有：小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刀上有西夏文“夏智年”三字，刀柄有三角形小孔，可系带佩于腰间。西夏服饰有“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此小刀，或即夏人蹀躞带上所垂之短刀。
　　七、 建筑和石窟
　　中国古代建筑，如东汉的阙，北魏的塔，隋代的桥，唐代的佛寺尚有保存至今的，而与西夏同时的宋辽金有更多的建筑保存至今。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在其境内兴建了许多宫殿、衙署、寺塔、驿舍、店铺、民居等。据载，景宗元昊除在贺兰山建有规模很大的“离宫”外，在都城兴庆府营造的“元昊宫”，也是“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知银川承天寺，张掖卧佛寺等几处为明清重建的西夏建筑外，更不知还有什么西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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