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它立国西陲，拥兵五十万，与两宋辽金相抗衡，从公元1038年建国，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长达190年，对开发西北贡献尤大，理应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二十四史中，西夏仅以“传”附于宋、辽、金三史，而无西夏史，使人们对西夏的了解和认识受到很大限制，研究西夏曾被称为“绝学”。

　　但是，近年来，“绝学”的感叹已渐成往事。有关西夏的论文频频发表，有份量的专著也不时出版，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Ｎ颐亲⒁獾剑浩渲凶钪饕囊恍┏晒加?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有关。80年代以来出版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简称《律令》）、《文海研究》、《类林研究》等，本身就是出土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而《西夏文物研究》、《西夏佛教史略》、《西夏史稿》、《西夏学概论》、《西夏经济史》等几部西夏史著，无不充分利用考古新成果，从而使其内容更为充实。这些都显示了西夏考古在西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西夏文物，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就有发现。20世纪初，内蒙古黑城大量西夏文献的重大发现，对西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50年代以来，在西夏都城兴庆府（宁夏银川市），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广大地区，都有西夏遗迹、遗物发现。下文，分八个方面略陈如下。
　　一、 帝陵与墓葬
　　西夏陵墓的考古，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在宁夏贺兰、永宁，甘肃武威等地都有西夏墓葬发现，不言而喻，最为重要的当然是西夏陵。

　　西夏陵是埋葬西夏历代帝王的地方，位于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在约50平方公里的洪积扇地带，坐落着9座帝陵陵园，二百五十多座皇亲国戚的陪葬墓，其规模与北京明十三陵和河南巩县宋陵大体相当，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西夏陵和明代以前的其他历代帝陵一样，地面建筑早已被毁，成为废墟。但其遗迹保存较好，布局清晰；高大突兀的塔式陵台，令人瞩目；经历了近千年风雨浸蚀、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墙，仍然奇迹般地屹立在那里。西夏陵的总体布局，从南向北分为四区，陪葬墓的分布以每座帝陵为中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西夏陵的考察和发掘，自1972年以来，断断续续，一直持续至今。先后发掘帝陵一座，陪葬墓4座，清理陵园遗址一处以及部分碑亭遗址、窑址和北部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建筑材料。

　　帝陵陵园呈纵向长方形，大体坐北朝南，由鹊台、碑亭、角台、月城、内外神城、门阙、献殿、陵台等遗迹组成，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地宫为阶梯式墓道穹隆顶土洞墓，有主室和左右耳室，面积不大。陪葬墓有的仅存墓塚，有的有墓园，规模大小不等，封土有圆墩、圆柱、圆锥等不同形式；墓室为阶梯式墓道单室土洞墓；有的墓园规模很大，也有碑亭、献殿等建筑，当是重要贵胄之墓。墓塜的大小和墓园布局、规模的不同，反映了西夏森严的等级制度。陵墓地表砖瓦等建筑材料俯拾即是。经发掘出土的如绿色琉璃瓦当、滴水、花砖、鸱吻、套兽、脊兽，以及雕龙石柱、石刻螭首、莲花柱础，特别是国宝级文物、高1.52米的琉璃鸱吻（现已调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造型独特的屋脊蹲兽迦陵频伽、摩羯魚、吼狮等，无不反映了昔日陵园建筑的宏伟壮观和豪华景象。如果将西夏陵复原起来，其雕梁画栋，红墙碧瓦，在宏观上与中原帝王陵园有很多相似之处[ ]。
西夏陵出土文物，有的很有特色。如造型逼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雕刻粗放的石马、石狗，造型奇特的力士碑座，深目高鼻、留八字胡的文臣头像，富有民族特色、纬线显花的工字绫，鋳造精工的葡萄纹金饰和鎏金银饰，众多的内容丰富的西夏文碑刻残片等，无不荡漾着西夏文明的霞光。

　　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 ]，但又有许多与中原陵园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陵台，它不在神城四周的中心，而是雄踞于陵园西北方；而其形制,也不是常见的圆形、覆斗形，实际上是一个多层（5—9层）的八角形密檐式塔，复原起来，有点像侗族的增冲鼓楼，十分壮观，是西夏陵最具特色的建筑。据《旧唐书?党项传》载：党项人居住的是用牛羊毛织成的帐篷，即“居有栋宇，其屋织犛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死后要“焚屍，名为火葬”。但在西夏陵看到的，却是传统的木结构大屋顶建筑，实行的是土葬，这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本世纪初，在西夏陵南约20公里处，发现了党项大族野利氏家族墓地，是西夏考古的最新发现。它位于永宁县闵宁村，有墓葬14座；封土与西夏陵陪葬墓相似，有的也有墓园，也为阶梯式墓道单室土洞墓。从出土汉文碑残片看，奉勅撰写碑文者，是李元昊重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 ]，为墓葬断代提供了确切依据，是现知唯一的西夏早期墓葬。在已发掘的8座中，两座有天井，这在西夏墓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它受了唐代的影响。最具特色的出土文物是木俑，有武士、文臣、木鸡、木牛、木羊等；而头戴盔甲，做骑马状的武士，或许反映了西夏在战争中对骑兵的重视。墓中多有马、骆驼、绵羊等动物骨骼，有的为幼羊，说明当时党项人仍然保存着“衣皮毛，事畜牧”的传统习俗。在8座墓中，有5座为火葬墓，表明西夏早期盛行火葬[ ]。

　　武威是西夏要地，被称为“西夏辅郡”。早在清嘉庆年间，这里就有“西夏碑”、西夏钱币等重要文物发现，是除银川之外发现西夏墓葬最多的地方。从1977年到1998年的20多年中，6次发现西夏墓，多为西夏后期墓葬。其中，单人墓5座，双人墓2座。这些墓葬颇具特点：一是墓室较小，有木缘塔、棺状灵匣等装骨灰的葬具；二是出土有铜器、瓷器，而以木器较具特色，有桌、椅、酒壶、供器、笔架、衣架、小木塔、木宝瓶等。1977年西郊林场墓出土彩绘木板画29幅，绘有“蒿里老人”（可能是墓主人）、贵妇、男侍、女侍、童子、武士、星宿、家禽等[ ]。这些墓没有殉葬动物，从另一方面为研究西夏葬俗、服饰和社会习俗提供了难得的形象资料。
　　二、 城址与遗址
　　20世纪初，沙俄探险家Β?Π?柯兹洛夫，英国人斯坦因等，就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古城做了考察。50年代以来，在宁夏先后发现了石咀山省嵬城、同心韦州城、海原西安城。在内蒙古发现了临河高油房古城，达拉特旗塔城塔村古城，鄂托克旗陶斯图古城，吉兰泰镇西勃图古城等。80年代，甘肃和内蒙古先后再次对黑城进行了调查和清理。

　　西夏古城多属军事性质，规模一般较小。内蒙古黑城遗址，有迭压在一起的早晚两座城址，大城是元亦集乃路城，其东北隅的小城是西夏黑水城。小城方形，边长约238米，有城门、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 ]。这里以出土西夏文献而闻名海内外。（后文要谈到这是上世纪西夏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临河高油房古城，略呈方形，边长约900米，是西夏现存最大的城址。这里发现了西夏铁钱窖藏，还出土了少见的金器，有佛、莲花盏托、碗、环等，制作都很精致，而以魚形指剔、镂空人物耳饰为最。

　　贺兰山是西夏的“神山”、“圣山”，西夏统治者曾在山中大兴土木，景宗元昊“大役丁夫数万，在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 ]调查发现，在贺兰山中部南起滚钟口，北迄大水口等近10条山沟中，皆有西夏遗址。或在山间高台，或在沟边台地，或在沟中较宽广的地方，只要有适合地形，皆有遗址可寻。这些遗址，面积大小不等，残破砖瓦、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数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多被群众称为“皇城台子”；有的沟内还有陶瓷窑址。

　　位于银川西北约90公里的大水口遗址，群众称为“元昊宫”；在山口两侧，层层台地，依山势而建，皆有石砌护壁，高数十米，绵延十余里，规模宏大；有的地方尚见断垣残壁，有的台基、踏步、台阶尚存[ ]。拜寺沟从东向西依次有土关关、峡道、方塔区、南面台子等多处遗址；其中殿台子遗址在沟尽头贺兰山分水岭下，坐西面东，呈八字形，有六级台地，约五万平方米，地表散落建筑材料。琉璃瓦件多为白色瓷胎，质地坚硬，造型规整；砖的形制多样如花边砖、花卉砖、六边形莲花纹砖，都十分精美[ ]。

　　拜寺口双塔北侧大型塔群遗址，残留塔基62座，有方形、八角形、十字折角等形式，分布在11级平台上；有的塔基有塔心室，内装擦擦，有的基座上尚残留彩绘壁画和梵文咒语[ ]。这些遗址，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窑址和瓷器
　　中国是丝绸之国，也是瓷器之乡。但西夏瓷器如何，则鲜为人知。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宁夏、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有零星发现，多出土在墓葬、遗址、窖藏中。其中1975年灵武崇兴[ ]，1978年武威青嘴村[ ]，1979年青海互助[ ]，1982年武威塔儿湾[ ]，1983年湟中维新乡[ ]等地的瓷器窖藏，出土了不少精美瓷器，其中塔儿湾的白釉褐彩牡丹罐和白釉褐彩莲花瓶最具特色，为它处少见；豆绿釉瓮上有墨书西夏文“光定四年”题款，有的残次品还用墨书西夏文写明报废，这些都是有关西夏瓷的重要资料。而正式发掘并揭开西夏瓷面纱的，只有宁夏灵武窑和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前者则是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规模大，收获多：计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西夏窑炉3座，清代窑炉1座，西夏作坊8座，元代作坊1座；出土瓷器、工具、窑具等3000余件及大量瓷片，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较大成果[ ]。后者是1997年，宁夏考古所又发掘了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清理窑炉两座，灰坑3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对西夏瓷作了重要补充[ ]。据研究，灵武窑共分5期，1、2期为西夏中晚期，西夏后继续生产，直到清代；而回民巷窑略早于灵武窑，并废于西夏晚期。

　　灵武窑的西夏瓷器，以褐釉、青釉、白釉、黑釉为多，而以白釉瓷和剔刻花瓷最具特色。器物有碗、盘、盆、壶、瓶、罐、瓮、钵、釜、杯、盂、炉、灯等，还有文化用品、宗教用品、雕塑艺术品、建筑材料、兵器等，种类繁多，内涵丰富。装饰花纹有几何纹、动物纹，而以花卉纹为多；花卉纹中以牡丹花为主，还有莲、菊、梅、石榴等花，古朴华丽，别具特色。1、2期也即西夏中晚期的瓮、盆、碗、钵等器物，特别是扁壶、经瓶上，多为剔刻花。它是在施釉的胎体上剔刻掉部分釉面，使留下的釉形成主体纹饰，胎、釉色差对比强烈，宾主分明，疏密得当，有的又采用开光构图，给人以明快之感。这么多装饰精美的各色器物，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西夏社会生活状况。
   
　　在这批器物中，有些器物与党项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习俗相关，如秃发俑头，是党项族特殊发式的形象资料；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其建国前就发布过“秃发令”，规定“如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 ]。又如数量很大的纺轮，反映了党项族家庭毛纺织业的繁荣。最具特色的是器形偏圆上有系绳之耳，器表剔刻牡丹花纹，造型别致的扁壶，是骑马民族驰骋于草原沙海装水、装酒的最佳用具；这种扁壶，为国内其他窑址所罕见，是灵武窑独具特色的产品。需要说明的是，西夏瓷的生产工艺不是无根的，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回民巷以黑、褐、青釉为主，“受陕西耀州窑影响较大”[ ]；而灵武窑的剔刻花瓷是磁州窑系的代表产品，白釉瓷又为定州窑系所长。西夏瓷是在河北、山西磁州窑系、定州窑系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受到陕西耀州窑的影响。
　　四、窖藏与钱币
　　西夏窖藏在甘肃、宁夏、内蒙古都有发现。1972年武威张义[ ]，1976年灵武横山[ ]， 1982年准格尔旗准格尔召[ ]，1985年伊金霍洛旗的白圪针、瓦尔吐沟、牛其圪台、陶家圪楞、根皮庙沟等[ ]处，1987年武威署东巷[ ]，都有西夏窖藏发现。这些窖藏出土了一批批瓷器、金银铜器、木器、文书等文物，有的十分重要。内蒙古两旗窖藏的铁器，品种繁多，内容丰富：生活用具有鍑、鍋、釜、火盘、鏊、铛、火撑、臼、杵、箅、勺、箕、熨斗、剪刀、刀、箍、锁、钓、马衔、马镫等，生产工具有钁、锹、铲、锄、镰、犁铧、犁镜、凿、锯、环等，还有兵器铁镞、刑具铁铐；而羊首铁灯则是西夏对羊崇拜的反映[ ]。灵武出土的银碗，器底墨书该碗重量的西夏文字，是少见的西夏计量文物。武威出土的文书有西夏文佛经、药方、汇款单，汉文布告、公文、请假条、欠条，还有竹笔、木简、木筷等，多为首次面世。而在署东巷出土的金钵、金钏、珠饰金链，做工细腻，件件精美；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银锭22枚。这些珍稀文物，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习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西夏窖藏中，最多的是钱币窖藏。早在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金石学家刘青园就在武威，发现了著名的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其中有“西夏元德、天盛、乾佑、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西夏梵字钱”，并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中著录。在此之前，人们只知西夏有“天盛”钱，不知有其他钱；只知有“梵字钱”，不知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刘青园凉州西夏窖藏钱币的发现，不仅在钱谱中使西夏钱币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使人们认识到：西夏所铸钱币，不是只有“天盛”一种，而是还有更多的其他品种；过去钱谱中所载不知为何时、何国的“梵字钱”，经与“西夏碑”中的西夏字对照，才知是“西夏梵字钱”[ ]。刘青园说：这种钱南宋洪遵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刘青园认识西夏文钱，解决了钱币学上一大问题，确为“快事”一件。这一史实，成为钱币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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