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史籍的湮没，不仅为国人所注意，也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除汉文史料外，是否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弥补西夏史料的不足呢？这一问题便成为史学界的新课题。１９世纪中外人士对西夏文字的发现和认识，便是这一意识的反映。

　　西夏文字，又称“番书”、“番字”、是西夏法定文字，曾在西夏公私文书中广泛使用。元明之际，在党项族人聚居的地方，仍然使用；元代称为“河西字”。然而，随着党项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西夏文字到明代中期以后，便成为无人识的死文字了。

　　清人张澍和刘青园，是最早发现并重新判定西夏文字的学者。张澍（1776－1847）甘肃武威人，嘉庆进士，历任知县、通判等职；留心关陇文献，文词博丽，著作甚丰，为著名考据学家。嘉庆甲子（1804），他引疾归家，在清应寺内破壁中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简称“西夏碑”，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之一），著文《书西夏天祐民安碑铭》，认定碑阳文是“夏国字”，使西夏文字“始见于天壤。”

　　事有凑巧，张澍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嘉庆乙丑），金石学家刘青园即到武威。他在这里发现西夏窑藏钱币数瓮，从中捡得千余枚，中有洪遵《泉志》中所著录的“梵字钱”是西夏文钱，并说南宋时，洪遵即不识此字，今“破此疑窦，也快事也。”事见初尚龄《吉金所见录》。有人据此也认为，“西夏碑”是刘所发现的，这是错误的。刘是看到“西夏碑”的第二个学者。

　　由于封建社会学术思想不发达，张、刘二人的发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不能像外国同行一样，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深入就里，引出更大的成果。但他们将其发现记录下来，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并使“西夏碑”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字为世人所知，这在西夏学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还要特别提及，西夏学一开始，就是从西夏文物的发现与研究开始的。

　　还有，据古钱学家翁树培（1765-1809）记述，官居刑部的学者鹤龄，曾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山顶古庙，得佛经一函，瓷青纸，金字，8册。经认真对勘，正确地判断出此经为西夏文《佛说妙法莲花经》１至８卷。鹤龄是最早识读西夏文字的中国学者，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外国人研究西夏文字是在９世纪后期，也是从文物上的西夏文字开始的。1870年，英人伟烈亚最早注意到居庸关六体陀罗尼刻经中的西夏文，但他误认为是“女真文字”。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考证开封《女真文宴台碑（即女真进士题名碑）》，又认为可能是“西夏文”。1895年，英人布谢尔对１２枚西夏钱币进行研究，竟认识出40个西夏字。1898年，日本学者白乌库吉撰文介绍西夏文字；同年，德维利亚对“西夏碑”研究后，确认居庸关六体刻经中的一体为西夏字，并著文宣布，“明白考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此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外学者都将“考定”西夏文字的功劳，归之于德维利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将这一错误纠正过来；他比张、刘发现“西夏碑”并判定其为西夏文字，晚了将近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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