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

　　党项早期的婚姻，《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内迁后受汉族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影响，买卖婚姻成为主导。西夏文献现了“婚价”一词。《番汉合时掌中珠》关于婚姻过程的记述：“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室女长大，嫁与他人，送与□房，亲家翁亲家母，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已与汉族婚俗毫无二致。但也存在青年男女婚前自由的遗风，如《西夏纪事本末》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用采缯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

　　西夏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多妻与纳妾的现象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在贵州富豪与统治阶级中。如汉文史书记载德明“娶三姓”，元昊“凡五娶”。仁宗时晋王察哥“年已七十，犹姬妾充下陈”。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在西夏也是比较普遍的。有关西夏的婚姻制度在《天盛律令》中已有系统而全面的规定。除散见于各卷条文中的有关婚姻方面内容外，第八卷专设《为婚门》，共列出30条婚姻方面的专门规定：如结婚年龄规定：女子十三以上始得为婚；自订婚之日起三年内当完婚。婚姻条件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订婚约，规定婚价及女子嫁妆内容；婚姻的离异有“七出”与和离；对违律婚姻，如同姓结婚、良贱婚配、抢亲、一女二嫁、改嫁都规定了处罚条例。

　　丧葬制度

　　党项人本实行火葬。《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死则焚尸，名为火葬。”但仍要建坟墓。西夏文诗歌中有“弥药（指党项人）祖坟白河上”的诗句。党项迁居西北，史书记载李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可知其时行土葬，至西夏建国前后，历代帝王都实行土葬。宁夏银川贺兰山麓的西夏皇帝陵园，据史书记载，“其制度仿宋巩县宋陵而作。”据《宋史·夏国传》记载，从继迁起，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这九个皇帝的陵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陵。经多年的考古发掘，从西夏陵墓的形制和规模及残存文物来看，基本上是效法唐、宋王朝封建陵墓制度的。

　　甘肃武威西效林场曾发现西夏天庆年间（1194-1201年）的西夏砖室墓。男墓主人分别为略司兼安排官口西处都案刘仲达和略司都案刘德仁。葬具有木缘塔，未发现骨灰。刘仲达墓题记所记“灵匣”，应是装骨灰之用。这两个墓似应为火葬墓。两墓记都记男女主人实行合葬之事。武威西郊发现一座完整的西夏砖室合葬墓，墓室为长方形，长一百二十三厘米，宽九十七厘米，拱形券顶，平砖铺地。墓中两具灵骨匣为寿棺状，前案头正面竖写墨书西夏文字，记墓主独生子为其母所供葬。随葬品朱书木牍汉文书主人用银帛购置墓地及四至等情。纪年月日为“维大夏乾祐廿三年（1192年）岁次□二月二十九日壬寅宜祭主男窦依”。墓中还出土木桌、木椅、供器、酒壶、盏托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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