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网 头条 历史文化

秦陇文化—西夏法制地理—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四)

2018-01-24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浏览:651
转发:0
评论:0
秦陇文化—西夏法制地理—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四),三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

  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到了元朝,他们被分别称作女直、水达达、吾者、乞列迷、骨嵬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满族;[50]另一部分是金朝时南迁中原的女真人,自金代中叶以后,他们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至元朝时已不再被视为女真人,而概以“汉人”称之。本文所谈的女真遗裔主要就出自后者。

  (一)金朝皇族后裔

  景爱近年的调查结果证实,至今在北京还居住着一支金朝皇族后裔。他们的始祖完颜守祥,与金哀宗完颜守绪为兄弟行,据说出自金世宗庶子。[51]根据传世的《长白佛满洲完颜氏东归本支统系表》来判断,其始祖完颜守祥大概是在金朝亡国后从南京开封东归金源故地的,至其十四世孙鲁克素时迁居长白山下,后金建国之初即归附努尔哈赤,后随清军入关,遂定居于北京。

  完颜氏因系金朝皇族后裔,故在满清一朝受到特殊优遇,被列入上三旗。乾隆时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完颜氏本列二十八卷,奉高宗特旨,用虞宾义,列为第一”。[52]这表明了清王朝对其皇族后裔身份的确认。完颜氏在清代宗枝繁盛,在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之北兵马司胡同有其宗祠旧址。今天的北京完颜氏都已改姓王氏或汪氏,第二十五世孙王佐贤现为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53]

  (二)山西的女真遗裔

  在山西省安邑县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54]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金史》附《国语解》云:“夹谷曰仝。”说明早在金朝夹谷氏就以“仝”作为其汉姓了,又元杂剧《虎头牌》谓“夹谷氏姓佟”、《金安寿》称夹谷为童,字虽有异而音皆相同。由此皆可证明《仝氏家谱》的记述是言之有据的。

  (三)安徽的女真遗裔

  在安徽肥东县的十二个乡中,居住着一支完颜氏的女真遗裔,目前约有2000来人。据《完颜氏家谱》记载,金朝亡国后,有一支完颜氏的女真人流落到云内州(今山西省大同市),为避免蒙古人的民族歧视,他们改完颜氏为完氏。元末,这支女真人的首领完(颜)佩投身朱元璋麾下,位至将军,洪武初年,奉命屯田庐州,从此便定居于肥东。1983年,肥东县人民政府根据这些女真遗裔提出的要求,同意他们恢复完颜氏,并将其民族成份改为满族。[55]不过肥东的女真遗裔虽然是完颜氏,却未必就出自金朝皇族,因为金代的完颜氏有宗室完颜、同姓完颜、异姓完颜之分,而肥东完颜氏的渊源并不清楚。

  (四)河南的女真遗裔

  河南的女真遗裔主要有两支,一支在鹿邑县,一支在唐河县。
   
  鹿邑的女真遗裔居住在马铺、老庄、太清、贾滩、杨湖口等五乡九村,共750馀户,近3000人。另外,汝州市完颜庄、许昌县完门村尚有200馀人,是从鹿邑迁入的。鹿邑女真遗裔本为完颜氏,后改姓完氏,据《完氏宗谱》记载,他们是明朝万历年间从安徽肥东迁徙而来的。如今他们也已恢复完颜氏,但还未被正式批准改为满族成份。
   
  据山西安邑县《仝氏家谱》说,安邑仝氏有移居河南者。如今居住在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城郊乡两个村子中的数百名仝姓女真后裔,估计就来自安邑,但不清楚他们是何时由晋入豫的。[56]

  (五)甘肃的女真遗

  在甘肃省平凉、泾川一带也有一支女真完颜氏,目前大约有2000人左右,当地还有一些以完颜命名的村庄,如完颜村、完颜洼等。在泾川县完颜高正家中,保存着一幅长2.4米、宽2米的完颜氏宗谱图,系由五幅粗黄布缝合而成,上面有金太祖至末帝完颜承麟十代君主的世系和图像,有人猜测它是金代末年的遗物,并据此推论说这支完颜氏很可能是宗室完颜之后。[57]但我觉得要下这种结论恐怕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才行。
   
  金代的女真人比起辽代的契丹人和西夏的党项人来,其汉化程度要深入得多,因此今天的女真遗裔自然不可能遗留任何本民族的特征,只有在满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中还可以看到对女真族的某些继承。

  (原载《大陆杂志》96卷第6期,1998年6月15日)

[1]《辍耕录》卷一“氏族”条所列汉人八种,其中之一即为契丹。
[2]陈述:《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3]傅乐焕:《关于达呼尔族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1955年。
[4]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
[5]《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1955年。
[6]《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1956年。
[7]《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
[8]《许白云集》卷二。
[9]《金华文集》卷二七。
[10]上述情况由傅乐焕《关于达呼尔族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首先,但作者认为这一传说不可信据。
[11]孟定恭:《布特哈志略》,《辽海丛书》本。
[12]《论契丹人的两种文字体系》,原载《第三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论文集》第2卷,乌兰巴托,1977年;陈乃雄译文,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1期。
[13]《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4]《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15]珠荣嘎、满都尔图主编:《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孟志东等:《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17]近年讨论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论著,不主一说者以巴达荣嗄《对达斡尔族称及族源问题的看法》(《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郭庆《浅议达斡尔族族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为代表,力主契丹后裔说者以欧南·乌珠尔《关于达斡尔族族称及族源问题》一文(《内蒙古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为代表。
[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以下凡引自此书的材料不再一一出注。
[19]“青牛白马”是有关契丹族早期历史的一个古老传说,《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云:“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20]杨毓骧:《云南契丹后裔考说》,《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
[21]陈乃雄:《本话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遗存》,《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22]那顺乌日图:《施甸“本人”语言否定副词“i”》,《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23]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调查报告》,云南保山铅印本,1992年8月;又见《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6章。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24]陈乃雄:《本话中的阿尔泰语言成分遗存》,《中国语言学报》第6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
[25]郝露萍等:《云南“本人”的红细胞血型分布及其与契丹人血缘关系的探讨》,《人类学学报》第14卷第3期,1995年。
[26]叶启晓、干志耿:《滇西契丹遗人与耶律倍之裔》,《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27]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8]参见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145页及前揭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一文。
[29]此据《云南契丹后裔研究》所附拓本。
[30]《四秘全书十二种》本。
[31]马明达:《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32]《〈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33]《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34]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5]参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2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1932年。
[36]中国学典馆铅印本,1945年。
[37]谓因“夏”、“下”同音,“下”字古音读“虎”,故西夏就被读作西吴。
[38]《西夏遗民调查记》、《嘉戎与道孚族源考》,均载前揭《西夏研究论集》。
[39]上官剑壁:《四川的木雅人与西夏》,《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40]史金波、吴峰云:《西夏后裔在安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的调查考证》,《未定稿》1985年第13期。
[41]《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42]任崇岳、穆朝庆:《〈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笺注》,《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43]《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44]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均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45]《西夏研究》第1辑陈寅恪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1932年。
[46]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7]参见《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9页。
[48]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天俞修撰,今藏青海省民和县档案馆。
[49]《新元史》卷一三一《昔里钤部传》。
[50]参见杨保隆《浅谈元代的女真人》,《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
[51]《天咫偶闻》卷三云:“其先出金世宗。”《听雨丛谈》卷一一云:“完颜氏,金世宗之裔。”完颜氏族人则自称是金世宗旁支。
[52]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三集,《房山拜陵》。
[53]景爱:《北京完颜氏遗族考》,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满族研究》1994年第3期。
[54]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55]见前揭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景爱《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
[56]见前揭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
[57]见前揭景爱《当代中国的完颜氏遗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 没有了 ———
编辑:阿族小谱

相关资料

展开
发表评论
写好了,提交
{{item.label}}
{{commentTotal}}条评论
{{item.userName}}
发布时间:{{item.time}}
{{item.content}}
回复
举报
点击加载更多
打赏作者
“感谢您的打赏,我会更努力的创作”
— 请选择您要打赏的金额 —
{{item.label}}
{{item.label}}
打赏成功!
“感谢您的打赏,我会更努力的创作”
返回

更多文章

更多精彩文章
打赏
私信

推荐阅读

· 秦陇文化—西夏法制地理—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三)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
· 秦陇文化—西夏法制地理—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一)
十至十三世纪期间曾先后在北中国建立国家的契丹、党项和女真族,经过七八百年的历史变迁,早已不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但他们的遗裔却并非毫无踪迹可寻。本世纪以来,探寻契丹、党项、女真人遗裔成为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是自八十年代以后,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者都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历史时期的民族演变与民族融合,同时又涉及到今天的民族识别与民族归属,确实值得我们予以深切的关注。一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
· 秦陇文化—西夏法制地理—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二)
(3)文字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
· 秦陇文化—西夏法制地理—西夏朔源与党项族的兴起
一、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党项,本西羌诸部之一,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是他称。通常是汉人对他的称谓。唐代北方其它民族则有不同称谓,如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吐蕃(藏族)称之为“弥药”(Minyag),据党项建国后创制的西夏文字文献记载,“弥药”又是党项人的自称。党项各种称谓的含义,史籍无考,至今尚无定说。从语音上,丁绣认为“党项”即“宕昌”,与藏语高寒旷野之意音近;王静如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复数,故汉人称之为“党项”(唐古特);从语义上,日本寺本婉雅、青本文教认为“党项”有藏语“广阔草原”或野蛮人的原野之意,西田龙雄因以党项自称“弥药”,认为有“黑色的党项”的意思。大约在6世纪后期(南北朝时期),党项人已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的地方。后来逐步扩展势力范围,到唐代时分布地区:“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自治区境),南杂春桑、迷...
· 秦陇文化—西夏法制地理—西夏的地理与自然环境
西夏除沙漠戈壁外是多山地区。境内较大的山脉有贺兰山、祁连山、横山及天都山地区。贺兰山又名阿拉善山,大致呈南北走向,延伸二百余公里,东西宽二十至六十公里,海拔一般在二千至三千米之间,主峰达三千五百五十六米。“山有树木青白,望如蛟马,北人呼蛟为贺兰”。西夏时该山“冬夏降雪,有种种林丛,树、]果、芜荑及药草,藏有虎、豹、鹿、獐,挡风蔽众”。生态环境良好,山麓有耐旱灌木与杂草,为良好的天然牧场。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之南,海拔在四千米以上,终年积雪,山间形成的冰川融合汇聚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浸灌着河西走廊与流经的沙漠绿洲。“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祁连山分支焉支山,又名删丹山,在甘州山丹“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汉代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关于我们

关注族谱网 微信公众号,每日及时查看相关推荐,订阅互动等。

APP下载

下载族谱APP 微信公众号,每日及时查看
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