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项羌（注1）----藏系一支（注2）为主体，于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佑五年），在中国西北地区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一个封建据地方政权。史称西夏、夏国；自称大夏、白高国、白高大夏国（注3）等，定都兴庆府（注4）（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它所统治的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注5），「地方二万余里」（注6），最强盛时，它的势力扩张到今青海的西宁市，新疆的哈密，雄视一方，可与宋、辽、金抗衡。成吉思汗可以长驱直入花刺子模（今中亚、伊朗、阿富汗一带），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流域，攻战伏尔加河，威震欧亚（注7）。然而他征服西夏时，并不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先后攻打五次，于公元1227年（宋理宗宝庆元年）方被蒙古主成吉思汗灭亡（注8）。传十主：景宗元昊（1038-1048）、毅宗谅祚（1047-1068）、惠宗秉常（1068-1086）、崇宗干顺（1086-1139）、仁宗仁孝（1139-1193）、桓宗纯佑（1193-1206）、襄宗安全（1206-1211）、神宗遵顼（1211-1223）、献宗德旺（1223-1226）、末主睍（1226-1227）。
　　历时190年（1038-1227）。（1038-1227）。如果按《宋史》所载：「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历时347年（881-1227年），这要比同它先后鼎立的辽（注9）（916-1125），北宋（960-1127年）、金（注10）（1115-1234年）和南宋（1127-1279年）任何一个朝代的历时更为长久，甚至比北宋和南宋加起来还多廿七年。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建立如此长久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然而在中国「正史」里，辽有《辽史》，金有《金史》，宋有卷帙浩繁长达四九六卷的《宋史》，唯独没有西夏史。使这个「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注11），控制中国丝绸之路长达二百年（1028-1227）（注12）之久西夏王朝，成为丝路上的神秘王国。
   
　　党项与吐蕃，究其族源当属同类。公元七世纪，吐蕃在康藏高原上建立奴隶制政权，党项不堪其统治，请求内徙（注13）。未迁徒前他们和睦相处，水乳交融。相传吐蕃王松赞干布（注14）（Srong-btsan-sgam-po）曾娶弥药（mi-nyag）王之女茹雍妃洁莫尊（ru-yongs-bzah-rgyal-mo-btsun）为妃（注15）。据土观《宗派源流》引古代史料说：从第一代赞普聂墀赞普（gnya'-khri-btsan-po）起，一直到二十六代赞普都以苯教（bon）治其国（注16）。这种信仰，直到党项人迁入内地后仍然保留着，崇拜鬼神和自然物，巫术非常流行（注17）。
　　藏传佛教（又称教）（注18）则是佛教传入后在本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对党项西夏的影响十分深远。早在党项未迁徙以前，松赞干布（Srong-btsan sgam-po）执政时，藏传佛教已传入党项（弥药）地区，在康区建立压女魔右手掌的隆塘准玛寺（klong-thang-Sgron-ma）：又在弥药热甫岗（minyag-rab-sgang）建造雍佐热嘎神殿（Yongs-rdsogs-rab-dgvi-Iha-khang）（注19）。党项地区的学者派往藏区学习藏传佛教，然后在本地区传播。如下多康之弥药高僧咱米桑杰巴（rtsa-mi-sangs-rgyas-pa）（注20），吐蕃政权瓦解后，随约松（Vod-srungas）王子吉德尼玛哀前往阿里的弥药人阿格咱拉（mi-nyag-pa-av-ka-rtsa-lha）（注21）。可以说，党项人未北徙前，藏传佛教已在弥药上层统治者中传播开了。
   
　　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助唐有功，赐姓李，封夏国公（注22），晋爵夏州节度使，获「定难军」称号，辖夏、绥、银、宥四州地方。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党项的统治者一直崇儒信佛，使藏传佛教逐渐在国内占着重要地位。具体表现如下：
　　●　藏传佛教被列为国教
　　据史书记载，开国之主元昊「晓浮图学」（注23）。浮图即「浮屠」，又译为「佛陀」梵文为Buddha，即「佛」。「晓浮图学」者即通晓佛学。元昊如此通晓佛学，并把佛学列为国教。佛教传入西夏有两种渠道，一是从藏族地区，而藏传佛教在西夏地区逐渐盛行起来，占了统治地位。据《西夏官阶封号表》规定；把国师、德师列在枢密、中书位之上（注24）。西夏仁宗仁孝时修的《天盛改旧鼎新律令》规定。枢密和中书俱为五品官中的第一品（注25），可见国师在西夏的地位。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国师，凡有女子必先荐国师，而后敢适人（注26）。而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元代，元人马祖常作《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去召瞿昙（注27）作夫婿」（注28）。「贺兰山下」即西夏首府所在地，女郎选僧人为婿，这种风俗来自藏传佛教。佛教戒律讲：不杀生、不食荤、不娶妻传嗣，但红教允许娶妻，萨迦派娶妻生子、是世系的。吐蕃王朝黄教领袖宗喀巴（tsong kha pa，1357-1419）大师改革宗教以前，「吐蕃僧人多妻者比比皆是，八妻、十五妻不乏举例」（注29）。元朝的国师是宣政院的第一号首长，与西夏时有所不同，首任八思巴，后升为帝师（注30）。这种封号，也来自，他们被迎到朝廷，「皇上封为国师、帝师等封号，并赐于金册」（注31）。
　　●　藏传佛经在西夏的地位
　　藏传佛教译成西夏文在西夏境内广为流传，是藏传佛教对西夏影响的重要内容。从吐蕃文直接译为西夏文的藏传佛经有《佛说孔雀明王经》、《圣摩利天母总持》、《无量寿宗要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莲花顶冠根续》、《圣大千国土经》、《大寒林经》、《圣慧到彼岸功德宝集经》、《正理一滴论理量品第》等（注32）。而藏文佛经则据梵文、汉文、于阗文本译出。公元八世纪时，藏王墀德祖赞（Khri-lde-gtsug-btsan，704-755）曾派桑希等四人赴长安学佛取经。其子墀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755-797）继位后，又派巴赛囊（sba-gsal-snang）去长安取佛经，请汉僧，又请印度著名佛教学者寂护（santaraksita，zhi-ba'-vtsho或译为静命）（注33）设译场，译梵文经，梵文所缺者由汉文、于阗文补足，前后译出4400余部，基本上形成了藏文大藏经的格局（注34）。但这些都是传抄本，直到十三世纪初才有藏文木刻版本问世。然而西夏文木刻本有确凿年代者，最早为西夏第四皇帝崇宗干顺（1086-1139）（注35）御译、仁宗仁孝（1139-1193）御校的《佛说宝雨经》（注36），这要比藏文刻经早一个多世纪。为什么有如此现象？因为西夏与唐宋京城距离较近，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快，据史书记载，早在西夏建国前（公元1029年）德明如宋献马70匹，换取佛经一部。毅宗谅祚时，如宋三次（1055、1059、1065）献马求佛经（注37）。直到崇宗干顺（1086-1139）时，一面献马求经，一面组织学者从吐蕃文、汉文中翻译成西夏文刻版印发。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自然使西夏的佛经印刷比藏文佛经快得多。而藏文佛经雕版本「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称奈塘古版」（注38），是由札什伦布
奈塘寺刻印，今已失传。明清时，在昌都四川德格、云南理塘、青海塔尔寺、甘肃卓尼及北京、南京等地都刻过藏文大藏经，但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多为北京版和德格版，明刻版极少流传（注39）。
　　奇迹终于出现了，1991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县拜寺沟清理方塔废墟土一批夏、汉文佛经，是本世纪西夏考古重大发现。其中藏传佛教密宗经内汉文刻本《初轮功德十二偈》，写本《是树橛咒》、《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雕版顶吉尊胜佛母像、朱红捺印释迦佛像图记以及尚待译释的西夏文草书长达五.七四公尺的长卷，弥足珍贵。特别是直接从藏文译出的九册约十万言的西夏文《吉祥皆至合口本续》（图1）稀世珍品，它是藏传佛教密宗经典，比「奈塘古版」早约一个半世纪，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藏传佛经密典刻本（注40），为海内外的孤本，此经藏文版本已佚，它对研究藏传佛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怎能不说是奇迹！
　　●　藏传佛教的绘画艺术对西夏的影响
　　绘画是一种造形艺术，通过构图、造型、设色等表现手段，创造出富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品，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例如〈耶稣受难图〉、〈基督〉以及〈圣母与圣安娜〉等世界名画都是以耶稣、圣母、基督为题材， 创造出具有魅力的不巧艺术品，从而达到传教的目的。 驰名中外的敦煌石窟壁画，其中有三个石窟为西夏时所建，保存着极为珍贵的西夏藏传佛教壁画（注 41 ）， 参观者莫不叹为观止。 藏传佛教中的唐卡（注 42 ），亦是以宗教为内容的艺术品，多为佛像，在时间上都是近现代的作品。 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唐卡，全世界仅有两处： 一是 1908-1909 年俄国探险队柯兹洛夫（ II.K.Ko3jiob）在我国黑水城掘出三百余件唐卡，今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注 43 ）。 一为 1991 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县发掘出土一批唐卡（ thang-ka ）（注 44 ）。 这两批唐卡，在时间上大约在十二世纪，在风格上具有晚唐时期的特色，与藏传佛教的唐卡有密切关系（注45）。例如比丘像（宁夏贺兰县出土的比丘像，称作上师像）为例，黑水出土者三八x二七公分（图2），胶彩，棉质。比丘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座上，面部表情庄重安详，身披朱红袈娑，秃顶、面部胡须发达，下方有男女供养人各一。贺兰出土上师像（图3）通高一三一?五x八三?五公分，画面八三x六二公分，四周有佛像，中部上师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表情严肃，身着朱红描金右袒袈娑，施佛法印，有半椭圆形头光、身光、背光。上方和左右有十九个龛。有佛像、祖师像、供养女和护法金刚像、菩萨像，下方有五位舞女。设色厚重艳丽，与黑城比丘像不论从内容、人物、设色都有明显区别，但贺兰唐卡更具有藏传佛教的特色，特别是上师完全是吐蕃或党项人种类型，而非印度人种类型。
   
　　黑城出土的〈上乐金刚图〉（图4），画面九八x六八公分，为双尊像，置莲花宝座上，上乐金刚呈三面脸，脸有三目，藏青色，十二臂，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余臂执物，裸体，挂骷髅璎珞，双足踩人，周围有三十八位上乐金刚神。贺兰出土的〈上乐金刚图〉（图5）画面六一?三x四○公分。上乐金刚与黑城出土的上乐金刚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周围陪衬各不相同，前者周围共有三十八位上乐金刚图，后者仅上方有六尊上乐金刚图，下方仅八位男女老少半裸像。贺兰还出土了另一〈上乐金刚图〉，画面五五x三八公分，为双尊像，但非三面脸，十二臂，仅双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裸体，仍挂骷髅璎珞，双足踩人。上方有五尊上乐金刚图，下方有五尊菩萨像（图6）。从以上五幅西夏唐卡的题材、内容、画面布局、色彩运用到作画方法，都与唐卡基本一样，显然是受藏传佛教强烈影响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对宁夏地区的影响（注46），同时对研究早期藏传佛教艺术和教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公元八世纪时，藏王墀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曾派毗卢遮那（bee-ro-tsa-na）赴印度大菩提寺学习，他返回后传授金刚乘密法，遭到苯教（bon）徒的反对，特别是墀松德赞的正妃才邦氏（Tshe-sbang-bza）的反对，她说：「所谓嘎巴拉（ka-pav-la），就是人的头盖骨；所谓巴苏大（Ba-su-ta），就是掏出来的人的内脏；所谓兴且央希（zhing-che-g，yang-gzhi），就是铺开的一张人皮；所谓罗克多（Rakta），就是供物上洒人的鲜血；所谓曼陀罗（dkyil-khor），就是一团像虹一样的彩色；所谓金刚武士（gar-pa），就是带着人骷髅做花鬘的人....。这不是什么教法，这是从印度进入的罪恶」（注47）。她一席话简练地综括了金刚乘的面目，这正是一般所深恨的。然而我们从西夏故地出土的〈上乐金刚图〉身挂骷髅璎珞， 双足踩着人像的唐卡，可以看出这种密教从偷偷地传入西夏， 元朝仍然盛行，例如《元史》记有以人皮为佛像座垫的事、以人心做贡物的话（注 48 ）。 可见藏传密教在西夏地区之影响亦极为深广，甚至通过西夏流传到蒙古地区。
　　●　藏传佛塔对西夏的影响
　　塔，又称为佛塔，起源于印度，俗称宝塔，梵文为Stupa，译为窣堵波或浮图（Buddha Stupa），以方形、八角形为多，一般以砖木材料建成，也有用石片砌成。类型有阁楼式塔（如山西应县的辽代塔）、密檐塔（如北京的天宁寺塔）、塔、金刚宝座塔（如北京真觉寺塔）、墓塔（如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塔）等，这些都是我国有名的塔。塔的本身，有以藏舍利和经卷。西夏境内的塔，来自中原和藏区。据敦煌文书记载，早在唐代（公元八世纪末）吐蕃统治沙州时，已建佛塔，以藏舍利和经卷用（注49）。据藏文文献载：吐蕃高僧曾在西夏地区建立寺院及佛塔，例如活跃在河西地区的大公巴饶赛，为了破除邪见，修建了许多寺院、佛塔、所用彩色油漆，均出自西夏本土，塔型、庙舍则由他自己设计建造（注50），这些塔均建在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一带。如今张掖大佛寺的复钵塔、黑水城的塔（图七）敦煌莫高窟前的土塔（图八），虽然不能确定这些塔是公巴饶赛所建，但其型制与元代在内地出现的塔完全相同或类似。
   
　　银川是西夏时的首府兴庆府，以西是贺兰山，既是西夏统治者的避暑胜地，也是西夏的佛教胜地。兴庆府周围佛塔林立，贺兰山有西夏的佛祖院。据《嘉靖宁夏新志》载：明代尚存「颓寺百余所」。有寺就有塔，今贺兰县的宏佛寺塔（图9）、拜寺口的双塔（图10）、拜寺沟方塔（图11），「云锁空山夏寺多」（注51），确有其事。双塔中的西塔，是藏传佛教的典型佛塔之一，塔上有二十四尊立佛僧、十八罗汉、十六护法金刚、八化生童子、十六供养菩萨、七宝、八吉祥以及兽面联珠流苏、云托日月、火焰宝珠等藏传佛教流行的多种题材有序地影塑布置在一座塔上，目前国内所见仅此一例（注52）。西塔塔剎穹室壁内的朱书梵文（图12），大意为「圆满菩提会成佛，解脱妙法会解脱，清净清净会清净，普遍解脱遍解脱，一切清净佛世尊，以大手印为依身」（注53），真可谓「深山古剎梵语」。梵文间有两个西夏字，汉义为「上师」。这是仁孝时始有此称，很可能双塔建于1189年。此塔同为十三级八角密檐式塔，由塔身和塔剎两部分组成，不设基座。
   
　　银川以东的青铜峡108塔（图13）和固原县的须弥山佛塔（图14）都是覆体塔，典型的藏传塔。   
　　
　　由于西夏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连西夏国王的灵台建筑型制也是八角形楼阁式的佛塔建筑（注54）。由于成吉思汗消灭西夏时，士兵带着复仇情绪对陵园付之一炬、灵台、陵寺毁坏殆尽，如今只留下高数十公尺的封土堆（图15）。一个伟大的民族所建立的西夏政权、就这样埋藏在历史的长河里，怎不令人遗憾！
　　●　西夏境内的藏汉文碑
　　留存至今的西夏境内有两通西夏时的石碑：一为甘肃武威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一为张掖的〈黑水建桥敕碑〉。前者为夏汉两种文字镌刻，后者为汉藏两种文字镌刻。为何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对此，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作了精辟论证，他说：西夏王笃信佛教，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mkhaspvi dgav ston）一书所载：教噶举派之噶玛（Karma）支系（即后来元明之间在宫廷里受宠的哈立麻），赐封为大宝法王的那一派，一直在西夏宫廷任教师，封为国师，专门传授密法义和轨仪，很受宠爱（注55）。这可以举出西夏仁宗干佑二十年（1189）刊刻的《施经发愿文》为证：「（仁孝）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秉玄密国师、禅师、僧众等， 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 供养万施食、念佛诵咒，诵西蕃、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散施番汉文经十五卷.... （注 56 ）」。既然西夏宫廷从事宗教活动时还要念诵藏文（西蕃）经卷以求福， 那么，在碑石上铭刻藏文， 就其信仰来说，那正是提高碑文的神秘、权威感的表现， 正是提高其宗教地位的办法，也是作为教在文化上的反映（注 57 ）。西夏正是把藏文与汉文、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放在同等地位的。由于西夏民族与吐蕃民族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感情....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蕃法规定：「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注58），西夏僧人去拉萨朝圣、取经、留学，更为方便。他们对藏传佛教更为偏重，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也就更为深远。不论是公元1909年俄人的发掘，或是1991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遗址的清理，出土的大批藏传佛经、文物或史书记载都说明这一点，它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如此，一切研究藏传佛教的藏学专家学者，需要来西夏故地----宁夏参观、考察、调查研究，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注释
　　注 01 据《旧唐书》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 汉西羌之别种也....      有细封氏， 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而拓跋氏最为强」。 《新唐书》云：「后吐蕃浸盛，拓跋畏逼，请内徙 .... 地乃入吐蕃， 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弥药」。因此藏文文献把党项、弥药均称为「 mi-nyng 」，甚至西夏建国后，把西夏也称「 mi-nyag 」。例如《贤者喜宴》（  mkhas-  pavi-dgavston  ）， 《新红史》（  deb  ther dmar-po gsar-ma ）《如意宝树》、《青史》（ deb sngon ） 、《王统记》（  rgyal rabs rnams  kyi byung  tshul gsal bhi me long chos byang ）等等。
　　注02  格鲁赛，《世界的征服者》页233-6。详见注8。
　　注03  《宋史》称「夏国」；《辽史》、《金史》和《元史》称「西夏」： 《长春真人西游记》称河西：马可?波罗（ marcopolo）《游记》称唐古忒（ Tangut ）。 详见李范文〈讨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载《西夏研究论集》，1983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04  兴庆府仅存在48年（1038-1086），后改为中兴府。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一书中将中兴府改兴庆府，记为1205年，史无证据。详见李范文〈西夏都城兴庆府质疑〉，载《中国古都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注05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注06  《宋史?夏国传》卷485。
　　注07  《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堇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册，中古部分，页238-239。
　　注08  转引自伊朗志费尼着《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25。
　　注09  朝代名，公元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创建，国号契丹，公元947年，改国号辽，详见《辽史》。
　　注10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创建，建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南），1125年灭辽；1126年灭北宋，先后迁都北京、开封等地。详见《金史》。
　　注11  《西夏纪》卷三，载锡章撰，罗予昆校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注12  西夏占据河西丝绸要道，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卷11载：「德明使子元昊攻回鹘，取甘州。」「甘州积谷至四十万斛，瓜州以西皆仰其餫。贞元后（公元805年）吐蕃据之，遂以富强，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甘州即今张掖，敦煌吐蕃文书亦有记载。见《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 、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页135。
　　注13  《新唐书?党项传》。
　　注14  《新唐书?吐蕃传》：又见王森《西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出版社，1987年，页3-5。
　　注15  《贤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ja函页33下，引自黄颢译《新红史》（deb ther dmar po gsar ma）注123。
　　注16  王森，《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
　　注17  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二期，页119。
　　注18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页1014。
　　注19  巴卧、祖拉陈哇（dpav bo gtsug lag phreng ba）《贤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ja函，见黄颢译，载《民族院学报》，1981年第二期。
　　注20  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
　　注21  《拉达克王统记》，详见注19。
　　注2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4。
　　注23  《宋史?夏国传》。
　　注24  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据〉，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三期，页179。
　　注25  〈天盛改旧鼎新律令〉第十章，引自俄文：E.H.KblyaHOB  N3meHIHblH H 3aHOBO　bep*eHH,IH Koieke Lebbh3 LIapcrbobahhr
      HeBechoe IIpohberahhe（1149-1169）。Mockba 1989。
　　注26  徐霆校，《黑鞑事略》。
　　注27  瞿昙又作乔达摩，即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后来瞿昙成为佛之代词。
　　注28、注29  转引自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二期。
　　注30  王尧，〈山东长清大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译补证〉，载《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267。
　　注31  〈梵普寺及噶玛巴简史〉，错如次那着，马丽敏译注《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页311。
　　注32  西田龙雄，〈关于西夏文佛经〉，潘守民译，黄润华修订，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一期。
　　注33  藏译名为「希瓦错」（zhi-ba-vtsho），意译为「静命」，故亦称「静命大师」，大乘佛教瑜伽中观派创始人。
　　注34、注38、注39、注40  牛达生，〈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合本续的学术价值〉，载《文物》，1994年第四期。
　　注35  干顺为西夏第四代皇帝，公元1086年即位，1139年卒，执政五十四年，尊号神功胜禄、传德益民、仁净皇帝，他御译西夏文佛经《佛说宝雨经》。王静如、西田龙雄认为仁净皇帝是惠宗秉常，不妥。见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载《西夏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90-92。
　　注36  王静如，〈西夏文经典题款译释举例〉，载《西夏研究》第一辑 ，页265，又见注32。
　　注37  王静如，〈河西字藏经雕版考〉，载《西夏研究》第一辑，页12-13页。
　　注41  林旅芝，《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75年版，页323。
　　注42  唐卡（thang-ka），藏语译音，藏传佛教的卷轴佛像，有彩画 、织锦、丝绣等，为藏传佛教的艺术珍品。
　　注43  蔡琳，〈千呼万唤----西夏文物迎到史博馆〉，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四卷第三册。
　　注44  〈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演示文稿〉，〈宁夏贺兰县拜寺□双塔勘测维修演示文稿〉，载《文物》1991年第八期，页1-27。
　　注45  陈奕恺，〈从「分身佛」略探西夏的佛教艺术与文化〉，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四卷第三期。
　　注46  〈宁夏贺兰县拜寺□双塔勘测维修演示文稿〉，载《文物》1991年第八期，页24。
　　注47  同注16，页12-13。
　　注48  《元史》列传九十二：陶宗仪（元）撰《南村辍耕录》卷二。
　　注49  《吐蕃僧诤记》，（法）载密微（Demieville）着，耿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348。
　　注50  《青史》，页45。
　　注51  明胡汝砺，《弘治宁夏新志》卷八。
　　注52  见注44，页25。
　　注53  此梵文为朱书楷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照先生译释。
　　注54  钟侃，李志清、李范文，〈西夏八号陵发掘演示文稿〉，《文物》1978年第八期。
　　注55  见注19，该书于1564年成书，全书791页，共十三品，其第八品、十二品对西夏宫廷崇奉噶举　派为国师事，尤多叙述。
　　注56  《北京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注57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
　　注58  周辉《清波志》卷十，见《四部丛刊》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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