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包括兵役、职役、夫役三项。

　　1、兵役。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兵制规定：“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役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又据宋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而行。”西夏仁宗时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五则把在籍的丁壮称为“正军”、“铺主”与“负担”三类。在卷六《抄分合除籍门》中规定：男子十至十四岁就要登记注册，十五岁成丁，丁年限至七十岁。丁壮“目盲、耳聋、躄挛、病弱等者，本人当于大人面前检校，医人当看检，是实，则可使请只关、担保者，应转入弱中”。对未成丁男子谎报死亡，壮丁称病转入老弱者都要处罪。特别是对“诸人现在，而入死者注销，及丁则当绞杀”。可见服兵役对西夏之重要。

　　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凡成丁者都要承担兵役。其中“正军”是直接参加战斗者，“负担”则担负军中劳役。“正军”除国家给予很少的军事装备外，还要自备弓箭、盔甲、承担补充“长生马”、驼。宋朝西北边帅范仲淹说：“西夏建官置兵，不用食禄。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宋朝大臣张方平在给宋仁宗的奏章中也指出：“今羌戎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贼每点集，资粮器用，人自为备，须岁年计，乃能大举。终西夏一朝，战争不断，而每次战争，都“点集”签发数万乃至十数万的丁壮，兵役成为西夏广大下层人民最深重的灾难。崇宗乾顺的御史大夫谋宁克任指出：“点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造灾，山界数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安民命乎！”繁重的兵役负担是造成西夏日趋贫困、国势衰退的原因之一。

　　2、职役。西夏的职役汉文史籍未见记载。职役即差役，是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人事，其担负课督赋税，逐捕盗贼，奔走驱使，各种差遣杂役者实际存在于各种部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三《遣差人门》中规定：“诸司遣差人时，小监者注册方可行……依地程远近而量之，给以限期”；“彼差人往唤有罪人，对有罪人及其他知情当事人等若强行无理取其主贿，或释放以取贿等时，以枉法贪赃罪判断”；“差人司内已派，不来而逃匿，寻而猎之”者处罪；“被告人本人打差人……依被告人打差人之以犯法判断。”《春开渠事门》规定：“春挖渠事大兴者，二十人中当抽派一‘和众’，一‘支头’等职人”；《渠水门》规定：“诸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伕事小监等，于所属地界沿线巡行，检视渠口等，当小心为之”；“当值渠头并未无论昼夜在所属渠口，放弃职事，不好好监察，渠口破而水断时”，按损失大小处罪。

　　3、夫役。又称徭役或力役。西夏夫役极其繁重。从西夏建国前的李继迁时期到李元昊建国后，西夏王朝统治者都大规模征调民夫兴修黄河水利，历朝皇帝更不惜民力，役民修筑都城、宫室、陵寝、寺庙及州城堡寨。如史载，李德明时“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其后又“遣贺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号为兴州，逐定都焉。景宗元昊时，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此外，西夏建国初为加强对宋朝的防卫，在沿边地区修筑大量的堡寨。据宋朝大臣田况奏称：元昊为了对宋朝用兵，在临近宋朝边境的山险之地修筑堡寨三百余处。”

　　西夏中期仁宗仁孝时期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多有调拨役夫条款，如修治河渠、桥道，修造宫室、寺庙、堡寨等。如卷四《修城应用门》中规定：“城墙修缮涂泥，守城绳索，板门、石炮的修理，城壕的开掘都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役。又如卷一五《桥道门》规定：“大渠中唐徕、汉延等上有各大道、大桥，有所修治时，当告转运司，遣人计量所需笨工多少，依官修治，监者、识信人中当遣十户人”。此中的“笨工”即指夫役。同卷《地水杂罪门》中规定：“春开渠发役夫中，当集唐徕、汉延等上二种役夫，分其劳务，好好令开，当修治为宽深。”即必须合乎规定标准，不合格者还要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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