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业

　　在历史上，回回民族向以善经商闻名。在构成回回民族先民中，就有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商人，他们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例如蒲寿庚家族，就是经由海上而达于中国，并以经营香料、珠宝发家而饮誊于中华的。在元代，回回商人由于积极效忠蒙古贵族，一向备受蒙古贵族眷顾。他们散居于全国各大城市，居津要、专膏腴。北京、杭州、泉州、广州、昆明等城市，都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心。他们还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特权，经常与国外商人建立商务关系，或为蒙古王公贵族办“斡脱”，或扑买中原课税。在回回商人中，有藉经商而荣登显要的，如奥都刺合蛮、乌马儿等，就以善营商而分别被授为提领课税官和甘肃行省左丞。也有善于利用权力谋取暴利的，例如阿合马，在任中书平章政事后，仍滥施权力，“网罗天下大利”①。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中统年间（1260—1264），居住于大都（今北京市）的回回人有2593户，其中就有为数颇多的人，“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②。生活于四川一带的回回人中，“也多富商大贾”③。他们经营日用百货等各种商品。而香料、珠室等行业，则几乎为所垄断。

　　14世纪中叶后，回回商人因蒙古贵族衰微而丧失政治、经济特权，其传统商业有的被迫收缩，有的被迫停止。但与广大回回人有切身关系的商务如屠宰、皮毛、饮食等行业，则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遍布于各回回聚居区内。北京、南京、陕西、甘肃、宁夏、云南、河南、湖北、江浙等地都有其广泛分布。一般地说，居住在东南沿海等城市的回回商人，多从事珠宝、医药、绸布等的运销。而居住于甘肃、陕西、内蒙、河南、云南等地的商人，则多经营牛马贩运、以及毛皮、饮食及日用杂货诸业。有的产销兼营，有的专事运销，有的半农半商；也有肩挑叫卖，或零星贸易兼充经纪牙侩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风味食品的经销，更是随处可见。

　　回回商人对边疆贸易也极重视。例如云南回商，就经常出没于傣、白、彝、藏等民族聚居区，把粮食、布匹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生产的日用百货，运至各兄弟民族村寨，与其交换毛皮、药材及各种畜产品，再将换得的商品，运回昆明等地出售，有效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各民族人民的经济交流。
　　
　　二、回回文化艺术和教育
　　
　　回回民族讲汉语，通用汉文字，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重要学术领域都有其杰出代表人物。

　　（一）儒学方面

　　13—14世纪时，蒙古贵族为维护其统治，曾一度大力倡行崇儒政策。加上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耳孺目染，部分回回上层，也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些人甚至把儒家文化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例如哲马鲁丁，取字“师鲁”，即立志以孔子为师；伯笃鲁丁，改汉姓鲁，取字“至道”，是决意通达儒学；沙的，取字“行之”，是“慕乎周公、孔子之礼法”，“以行之为贵”④；阿鲁丁，汉名玉元鼎，自幼即攻读文史，研读《大学》、《论语》，“习所谓穷理、克己”⑤，并著《古今历代启蒙》，供童蒙习诵。买闾和哲马鲁丁还因力资兼善学，被分别授为嘉兴和镇江路儒学教授。赡思和伯颜，更是嗜儒成痹。赡思年轻时，师从儒学大师学经，至成年时便“邃于经”，其中尤以对“易经”的研究最精深，⑥曾先后撰作《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帝王心法》等著作。除儒学外，于天文、地理、钟律、术数、水利等也很精通。其所著《重订河防通议》，还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部综合治理黄河的重要史料。伯颜从6岁时起，即从里儒学《孝经》、《论语》。后受业于进士黄坦。成年时即以“斯文为已任”，“子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对于慕名而来质难的学者，俱“随问随辨，咸解其惑”。①曾修辑《六经》，并参与《金史》的纂修。

　　著名思想家李贽，原亦崇尚儒学，并接受过王阳明（王守仁）理学思想的影响，但至54岁后，却以异端自居，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贬斥《六经》、《论语》、《孟子》等书，公开反对封建伦理和纲常名教，严厉批判了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的思想，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学者。

　　（二）文学方面

　　回回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卓著的。自元及清，人才辈出。享有诗名者就有萨都刺、马九皋（薛超吾）、迺贤、泰不华（达兼善）②、伯笃鲁丁（鲁至道）、沐仲易、丁鹤年、孙继鲁、金大车、马继龙、闪继迪、丁澎等数十人。其中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尤推萨都刺、马九皋、泰不华和丁鹤年等人。萨都刺的诗，与唐代李贺的诗很相似，想象丰富，语言清丽，题材广阔，风格清新，富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著有《雁门集》。马九皋既是诗人，又是著名散曲作家。作品多表现对功名利禄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风格“激越慷慨，流丽闲婉。”③代表作有《塞鸿秋》、《庆东原》等。泰不华是文学家、诗人，又是书画家。他为诗格调“宏伟舂容，卓然凌于万物之表”，曾被誉为元末诗人中之卓异者，④著有《顾北集》。丁鹤年工于唐诗，尤擅长七言律，因一生清苦，终身不仕。其诗内容多为思乡、忧国、怀亲之作，以寄寓对蒙古贵族衰微的哀思。时人以为其诗格调类杜子美（杜甫），读之足使人感奋激烈，涕泪横流。⑤

　　（三）绘画方面

　　影响较大的有高克恭、丁野夫、丁景鸿等人。高克恭既是画家，又是诗人。其诗“不尚钩棘”⑥，意趣天然。擅长作山水画和墨竹，造诣精绝，与赵孟颁齐名。作品以《夜山图》、《秋山暮霭图》为最著名。时人将其诗画比之于唐代王维。丁野夫，原籍西域，后定居钱塘，也是一位擅长山水、人物的著名画家。技法与马远、夏圭相类。小景皆取诗意。丁景鸿是清初著名诗人“西冷十子”丁澎之弟，终生不仕。他不仅善画，还能诗，工书法。世人评其书画：直在李唐、马远之间，草书神俊，处于度羊欣、梁鹄、师宜君以前。

　　（四）天文历算。

　　中国旧有历法，因存在某些明显缺点，历代每有改易。蒙古统一中国时，忽必烈因回回“阴阳星历”精妙，遂命扎马刺丁任职司天台。⑦扎马刺丁在职期间，曾根据西域历法进“万年历”（即“回回历”）。西域历因在推测天象方面精确度较高，又“五星纬度”为“中国所无”，其法一度被采用。直至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郭守敬创“授时历”后，始被废止。扎马刺丁在进“万年历”的同时，还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星辰向背。①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又令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等，为明朝修定历数。

　　1369年（明洪武二年），复令故元司天监官郑阿里等至南京占天象，议历法。次年，又将司天监改为钦天监，设天文、刻漏、大统历、回回历四科，以大统历和回回历参照并用。1382年（洪武十五年），翰林李翀、大学士吴伯宗又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翻译了回回历、②经纬度及天文等书，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历法的发展。

　　回回历传入中国时，回回数学，如《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17部、《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15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8部等数学典籍也同时传入中国，予中国数学以重要影响。据说郭守敬运用的算弧三角法就可能与回回数学的影响有关。

　　（五）航海术

　　15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为发展与西洋交通，招徕西洋各国商人至中国贸易，派遣回回人郑和率领船队到“西洋”③各国访问、联络。郑和为完成朱棣交给的使命，此后曾7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各国。历时28年，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和东非37个国家。最南到爪哇，最北到达波斯湾和红海海岸的麦加，西面至非洲东海岸，从而开辟了中国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新航道。他的第一次航行比哥伦布发现新航路，达伽马绕非洲好望角分别早87年和92年，他所绘制的《航海图》是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的海洋图，图中对每条航线的航向、航程和停泊地点等都作出详尽的记录，是一份珍贵的航海资料。曾随郑和一起出使的回回人马欢还写了《瀛涯胜览》，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记载沿途山川景色、风土人情，为研究亚洲各国民情风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经堂教育

　　回回先民初到中国时，对宗教教育和宗教学术，一般并不很重视。绝大多数回回人的宗教知识都很贫乏。清真寺中，虽有阿訇、教长和学生，但因教育方法落后陈旧，并无多大成效。直至16世纪中叶后，由于宗教学者胡登洲积极倡导，经堂教育始有较大发展。

　　胡登洲，字明普，俗称胡太师，陕西咸阳魏城人。生于1522年（明嘉靖元年），死于1597年。年幼时学过儒学。后随同乡高师祖修习教典籍，“聆其大略”。④曾到过阿拉伯朝觐圣地。归返后，因目睹中国教的不景气，立志兴学，招学子数名于家，半工半读。由于他的影响，自是清真寺设学渐开，并由甘、青、豫、鲁而逐渐推广至全国。办法极简单，以寺内一位阿訇为教师，视一方经济状况而定招生名额。衣、食、住等杂费，俱由教民负责。俟其学成，即由主持人和教民为之穿衣，名为“挂幛”，以示毕业。

　　经堂教育后发展为三级：大学、中学和小学。大学以造就专门宗教人才为宗旨，主要目标是培养教长；中学主要是培养进大学的学生即阿訇，学生称“哈里发”，意为“继承者、小学是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以学经、讲经为主。大学主要讲授《尕最》（《古兰经》注释）、《克俩木》（认主学）、《侯泥》（经注学）和波斯文等；中学讲授《莫勒夫》（文法基础）、《满俩》（词句的配合）、《班牙尼》（文学作品，着重讲修辞）、《伟尕耶》（教法）。①课本最初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没有汉文课程：也不修习普通学校学习的功课。由于其教育方式陈旧，学生多无法适应发展的历史潮流。清代末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王浩然阿訇因不满于陈旧的教育方式，遂发起创办新式学校“回教师范学堂”，改良教法，增设汉文和普通学校所设科目，以求更好地提高穆斯林人才的知识水平和社会素质。在其影响下，不久各地也相继兴起了筹办回民学校的热潮，上海出现教师范，宁夏有中阿中学，北京有成达师范学校，昆明有明德中、小学校，予经堂教育以巨大促进。

　　经堂教育的出现及其改良，是回回民族社会经济及教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充分反映了宗教职业者和宗教上层对扩大宗教影响的要求与愿望，对广大回回人民文化的提高也有一定作用。

　　（七）教经学研究的兴起

　　随着汉语在回回民族中的普遍推广与使用，自明代后期起，在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相继出现穆斯林学者的教译作和汉文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的《归真要道》（又称《米勒沙德》），马伯良的《教款捷要》，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金天柱的《清真释疑》，马注的《清真指南》等。其宗旨都是为了阐释教经典，以扩大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不过这些著作，与国外的教论著又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在阐述教教义时，并不是单纯从教经典中去寻求解答，而是试图利用儒家思想去加以发挥。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与“天方教义”不仅义理相近，而且各有其精奥，可以互相补充。

　　例如王岱舆，从正统派教神学出发，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创造的，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本体论”。但他又接受了宋代理学大师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关于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以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观点，并将其移植到“认主独一”的教思想体系中。②其所著《正教真诠》，上卷有“真道”、“人极”、“教道”、“辨异”诸篇；下卷有“人伦”、“慎修”、“民常”、“主禁”、“生死”诸篇，俱阐明伦理，以定取舍。又如伍遵契《归真要道》，通篇宣扬明心养性、克己复礼和复命归真的出世思想。

　　刘智也是一位博极群书的大学者。他15岁后始矢志于学，曾历览儒家的经、史、子、集，又读“天方经”、释藏、道藏及“西洋”书137种，遂“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③“所至难言者……而却能钩深索隐，以穷其精奥，直使莫载莫破之理，尽昭著于不睹不闻之中；无声无臭之妙，俱显现于鱼跃鸢飞之际”④。

　　马注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也是一位通晓儒、释、道诸说的学者。所著《清真指南》内容极丰富，“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未言后世”，凡“天地之秘，鬼神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罔不巨细毕备”。⑤

　　除以上诸书外，马德新的《四典会要》、《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等影响也很大。他还把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都译成汉文，对改善寺院教育起了重要作用。①

　　回回人在史学、书法、兵器制造等方面也有重要成就，兹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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