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矿冶、陶瓷方面的成就 中国穆斯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中，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还兼营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据《元史》有关记载，元代的回族，除士兵和为官者外，还有许多工匠，工匠中有民匠和军匠，军匠专门制造武器，工匠主要从事矿冶业。又据《元史.百官志》载，诸色目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管百工之技艺。《无史.刑法志》也记载，诸匠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针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这些史实说明，元代时，回族匠户的后裔很多从事家祖传的手工行业，其中从事矿冶业的加族匠户数量众多。据碑记、家谱和实地考查，许多回族的祖辈就从事开矿和冶金业。明代，回族矿冶技术已有很大的改时，矿冶业也发展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众多的回族匠人在云南开采冶炼金银，还出现了珠宝石开采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宝石珠玉多出自云南，回族人多役使其地。所产宝石，《汉书误用牢传》称为“光荣”，《通典》称为“红珠”，在陶宗仪的《辍耕录》中被称为“回回石”。由于回族匠人在采矿业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社会上有“无矿不回”之美誉。回族工匠在采矿、选矿、冶炼以及铸造、锻造方面，也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艺过程。清朝时期，回族矿冶业在技术、规模文献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特别在银、铜、锡业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居领先地位，还形成了一些回回冶炼村寨。云南回族的冶矿业更是蓬勃 发展，成为云南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支柱产业。回族冶矿业在这个时期不仅生产量大，而且在商业投资、经营管理和矿冶技术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大批懂技术、善管理的办矿、冶炼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还形成了一些有冶矿特色的工厂。回族工匠在冶矿方面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曾在唐宋达到鼎盛时期。明代陶瓷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其表花、霁红、五彩、斗彩等在当时都是闻名于世的名瓷，其制造工艺达到了陶瓷艺术之顶点，明代陶瓷工艺之所以能达到精美绝伦的境地，取得辉煌成就，与明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陶瓷之路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与阿拉伯文化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中国和教文化交流是与回族穆斯林的努力有着真接的关系。傅统先生在《中国回族史》一书中指出：“明代艺术品以陶瓷铜器为最著，而回教促成此种上品之力量尤多。”说明在明人陶瓷业的发展中，中国穆斯林所起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引进阿拉伯国家的陶瓷色料、式样、装饰和工艺。阿拉伯国家的陶瓷工艺，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人在世界上很早掌握了陶瓷上采上釉的技术，后来又将波斯人烧制五色琉璃的技巧加以改进，在世界上开拓了彩瓷加工法，取代了传统的镶嵌细工，此后他们还发明了青花瓷，这些工艺先后被穆斯林先民带到了中国，到了明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穆斯林进一步引进了“苏麻离青”、“回青”、“霁红料”等色料以及瓷器的式样造型，如抱月瓶、长颈方口折壶、天球瓶、八角烛台、长颈水罐、仰钟式碗等，此外还引进了华丽的几何、植物图形和书法等带有浓郁色彩的图案装饰。中国穆斯林在文化交流中的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二是穆斯林在瓷器贸易出口中的突出作用。明代瓷器贸易额与以前各朝相比都极为发达。因这一时期瓷器输出的对象主要是亚非广大的地区，因此回族穆斯林在输出贸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远征贸易中，有众多的穆斯林担任要职，郑和船队主要以瓷器与许多国家进行交易，这充分说明穆斯林在当时瓷器贸易中的重要地拉和作用。同时，在明代瓷器输出贸易中和民间交往中，由于贸易输出国特殊的宗教源缘，广大穆斯林也成了民间瓷器贸易的主体。据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所载：“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被中国的回教徒商人们所垄断。当时，不少的中国回教商人来到阿拉伯国家，他们势力强大，而且拥有一定的权力，在阿拉伯国家的宫殿里可以自由地出入，接受国王委派他们在中国购买瓷器和珍宝的任务。中国的回教徒商人们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因此，当这些国家的国王和商人们委托他们在中国出口瓷器上铭写阿拉伯文作为纪念，也就比欧洲国家要求铭写英文等外文字母方便多了。”这些的作用。明瓷大量输往地区，得到了那里上至国王下至王公贵族以及一般平民百姓的喜欢，他们对明瓷的偏爱和需要，又形成了明瓷外销的大市场，从而也促进了中国陶瓷工艺的进一步提高。而这一地区大批的陶瓷订货，使得具有典型文化色彩的阿拉伯、波斯陶瓷式样、纹饰及风格，引入了明瓷的制造工艺中，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这正是中国穆斯林所起重要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穆斯林对中国陶瓷业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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