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文化的两个重要形态是民间歌舞和意味无穷的诗歌。新疆各民族的诗歌因传播方式的不同，形成了文人创作诗歌和口头传承的民间诗歌两大传统，文人创作诗歌又因民族不同，按历史演进为序有西域边塞诗、哲理长诗、叙事诗和现代新边塞诗之分。口传民间诗歌主要是英雄史诗和歌谣，其中歌谣就有生活歌、劳动歌、仪式歌、格言诗、民间长诗等多种。

　　西域边塞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汉的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2000多年来，经历了发生期、鼎盛期、振兴期，19世纪走向衰落。边塞诗的主体多为投笔从戎到西域的中原诗人和被中原政权贬谪的文官、武将。诗歌以边塞的风光、风俗、生活为题材，或雄浑、或悲怆、或高昂、或婉约、或激越、或舒缓、面对西域神奇、瑰丽的万种风情，抒发情感，诠释地域文化。在这些边塞诗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人岑参，以及元代的耶律楚材。而清代是历代边塞诗中产生诗作和诗人最多的朝代，留下了纪昀的160首《乌鲁木齐杂诗》、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萧雄的《西疆杂述诗》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在《乌鲁木齐杂诗》中，后人读到了诗人全面咏赞的边城——乌鲁木齐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等等。西域边塞诗对新疆当代新边塞诗派诗歌创作产生过或隐或显的影响。

　　在新疆南部重镇——喀什有一座体现传统建筑和陵墓风格的建筑物——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麻扎（即陵墓）。墓主是11世纪喀喇汗朝著名劝诫性哲理长诗《福乐智慧》的作者。《福乐智慧》与《语词典》并称喀喇汗朝的两大文化典籍。《福乐智慧》开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先河，有用回鹘文抄写的维也纳写本、阿拉伯文抄写的开罗写本和纳曼干写本流传于世。全诗85章，分散文体、韵文体序言、正文，双行分节，诗共13290行。《福乐智慧》塑造了代表公正和法度的国王日出，代表幸运的大臣月圆，代表智慧的贤明和象征“知足”或“来世”的修道士觉醒4个代表人物，涉及哲学、道德、美学、政治、法律等方面内容，以对话体形式展开。《福乐智慧》意为“赋予（人）幸福的知识”，它的核心思想是劝诫统治者凭借法制公正地治理国家。《福乐智慧》被学者公认为“以其集中概括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深刻内容、深阐博引的丰富哲理、优美典雅的诗艺和熔本民族与多种外来文化于一炉的开放格调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中亚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福乐智慧》汉译本“译者序”）《福乐智慧》为柔巴依诗歌传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对近代以后等民族的文人诗歌创作影响深远。《真理的入门》的作者阿合买提·玉格乃克，以及清代以后的诗人泰杰勒·凯兰代尔、阿不都热依木·那扎尔、翟梨里等人诗作中的劝喻、哲理传统，都能寻到《福乐智慧》的影子。

　　19世纪以后，哈萨克族、锡伯族等都出现了文人创作的诗歌，哈萨克族的伟大诗人阿拜、著名诗人唐加勒克·焦勒德和锡伯族的锡笔臣等，都是对本民族的书面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人物。

　　在新疆民间文化的沃土中根深叶茂的是口传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及歌谣。英雄史诗特别钟情于豁达开朗的游牧民族，《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可能产生于鄂尔浑游牧的时代（大约在11世纪），是古代游牧民族最古老的英雄史诗。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是史诗中的鸿篇巨制，均属于民间说唱文学。哈萨克族的《克里木的四十位英雄》是长篇英雄叙事诗，它由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单部叙事诗组成，歌颂了40位英雄反对内部分裂和抗击外侮的业绩。据说叙事诗中的英雄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叙事诗反映了自13世纪到19世纪哈萨克民族的历史和生活面貌，是哈萨克英雄叙事诗的集大成之作。

　　锡伯族的西迁歌也是广泛流传于锡伯族民间的叙事诗，锡伯族自1764年从东北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戌边以来，就产生了诸如《告别盛京》、《西迁之歌》等民间叙事长诗，短则200多行，长则500余行，是锡伯族西迁历程与屯垦戌边生活的艺术概括。

　　几乎在新疆所有的民族中都有内容不同、题材各异的民歌，如保留萨满文化遗风的《萨满神歌》，烘托婚嫁气氛的《婚礼歌》，还有反映日常生产生活的《牧歌》、《情歌》、《摇篮歌》、《田间歌》、《四季歌》等。在新疆各民族民歌中，情歌丰富多彩，有格律体、自由体、花儿、小调等多种形式，如族的《达坂城的姑娘》、哈萨克族的《只要心地善良》、柯尔克孜族的《姑娘的忧伤》、乌孜别克族的《雅尔、雅尔》都是本民族中流传很广的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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