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秧歌”是我国汉族主要民间舞蹈秧歌的代表性流派之一。它长期流传在陕北高原的广大地区，又叫“闹秧歌”、“闹社火”、“闹红火”。从广义上讲是陕北春节一切民间文艺活动的总称，狭义则指秧歌队在广场进行的集体歌舞表演。

    陕北秧歌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的南部和延安地区的北部，以榆林地区的绥德、佳县、米脂、清涧、子洲、吴堡等县和延安地区的子长；延川、志丹、吴旗、安塞、延安、甘泉等县最为活跃。

    陕北包括榆林、延安两个地区的二十五个县(市)，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历史上曾是群雄争霸、兵家必争的边陲要塞。据《榆林府志》记载，陕北“地亦穷险”、“崇尚气力”、“以畜牧和射猎为先”、“民风土习皆有北方刚勇之气”。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偏僻荒凉，长期处于贫瘠落后的状态，生产发展缓慢，交通闭塞，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正因如此，才为陕北秧歌及其它民间艺术仍能保持较为古朴的风貌和形态创造了独特的条件。使陕北秧歌做为表达人们愿望和精神寄托的一种文化形态，得以较为完整地世代相传下来。

    陕北秧歌是群众自娱性广场歌舞，多在每年春节和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活动、以庆佳节，欢度新春。它具有很广泛的群众性，各村秧歌队春节表演时，参加人数少则二三十，多则一二百。秧歌队在会长的组织下．从农历正月初二左右开始活动，俗称“起秧歌”(近年来有些地方从正月初七、初八开始)。直至元宵节后．灯火阑珊，才·先后停止活动。

    俗话说：“一方风土一方情”，陕北秧歌作为当地人民自己的歌舞艺术，必然要表现出陕北的人情风俗、生活习性。它借助丰富多彩的场面与队形变化，抒发陕北劳动人民热爱生活、勤劳质朴、善良淳厚的高尚情操。热情奔放的情绪，生动活泼的舞蹈，质朴优美的歌-唱，丰富多变的场图，在高亢欢快的锣鼓和唢呐伴奏下，形成独特的艺术形象和风格特征；

    经向陕北年长的老伞头、秧歌艺人、神会会长、宗教界人士调查，他们一致说，陕北秧歌自古以来就是一项把神的民俗活动，传统秧歌队多属神会组织。边远山区至今还保留着“神会秧歌”之称。过去每年闹秧歌前，先要在神会会长(主持或会首)率领下进行“谒庙”，祈求神灵保佑，消灾免难，岁岁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此可见，陕北秧歌活动原是具有功利目的的一种风俗祭礼。过去有不少人自幼就参加秧歌活动，目的就为报答神恩，进行还愿，表示对神的虔诚。这也是形成秧歌活动广泛群众性的一个重要方面。陕北一带，不仅秧歌是这样，其它节令民俗，如“摆灯山”、“放花炮”、“打火塔”以及“打醋坛”等，也都和闹秧歌一样，带有驱邪除瘟、祈求吉祥平安的含意。

    秧歌的传统活动程序大致如下：

    先是谒庙。俗称“敬神秧歌”，是指在敬神祭祀时举行的仪式(有些地方只唱不舞)。要求情绪庄重肃穆，神态文雅；有一种虔诚之感。

    谒庙之后的第二天，秧歌队开始挨家逐户拜年，俗称“沿门子”，也叫“排门”，属拜年娱人表演。过去，排门有严格讲究，即必须根据本地、本村群众所处的地理位置、社会地位、门第高低进行。次序为先富后贫、先官后民、先东后西、先高后低。现在打破了这种陈规陋习，排门序由秧歌队根据情况自行安排，平等对待。但必须挨门逐户的向大家拜年问好，家家户户也要给秧歌队赏钱或糖果烟酒等食品，以报答谢之情。

    排门完毕，各村秧歌队进行互访，俗称“搭彩门”，也称“彩门秧歌”。是与邻村互访互拜的一种秧歌比艺活动。例如：客村拜访主村，主村必须在村口搭起头道彩门(彩门用柳棍松枝搭成“门”状，上贴对联，点缀各色花辫纸穗等)。在村中央搭上二道彩门，最后在选定的表演广场搭第三道彩门(有些地方将三道彩门排列在一起)。主村称为“里彩”，客村称为“外彩”，表演时，主村“马牌子”(类似信使)通报客到，主村“仪程官”即率秧歌队至村口迎接。双方伞头在村口见面，即以秧歌互相问候。土方询问客方来哪些好秧歌把式，客方一一作答后，主方表示欢迎，头道彩门就算打开了。二道彩门多由客方热情赞美主村的人情风土、名人轶事，也询问主方一些情趣韵事，主方需客气机灵做答解释(双方伞头相互对问对唱时，众伴舞)。最后一道彩门，则是主客双方在广场上进行相互比艺最精彩的时刻。两队伞头的演唱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新闻等等。无所不问，无所不答。客方若能打开这三道彩门，才有资格进村参加表演，若打不开，则视为无能，只好返回或公开向主方认输(过去也有因互不服气而发生争吵之事)。这种彩门秧歌要求对唱活泼有趣，机智灵活；舞蹈热烈风趣，幽默诙谐。到了正月十五元宵夜，秧歌闹到了高潮。这一日白天秧歌队以及各种形式的舞蹈一一登场献技献艺。晚上带领群众进行“转九曲”直至深夜。广大群众终日沉浸在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中。

    转九曲，俗称“九曲秧歌”，或称“转灯”，多在元宵节观灯时举行，“九曲黄河阵图”由金、木、水、火、土、日、月、罗喉、计都(称“九曜”)组成。阵设东、西、南、北、中、太宫、月宫、罗眼、计都九个城子，由三百六十一棵高梁杆组成曲折回旋的阵式。每棵杆顶都点盏灯。盏盏油灯通夜闪烁，如繁星熠熠照亮夜空。秧歌队在伞头的带领下，游转到每一道门前时，都要唱祭歌，以祈求来年吉祥如意．风调雨顺。无数群众跟随秧歌队争先参加转游，有时多达万人，认为转了九曲可以消灾免难。九曲转毕，群众争先恐后地抢灯，认为能抢到一盏灯，来年必有大喜大福。在一些边远山区还流传一种围着“火塔塔”(用木柴或者大块煤炭垒成塔形燃烧)扭秧歌的形式，那情景，依稀是上古先民围着篝火群聚欢舞场面的再现。

    有的村还有闹灯彩活动，俗称“灯彩秧歌”，“游灯会”。是元宵夜一种集体灯彩表演，每个参加者都手拿彩灯，进行扭跳，有的担灯，有的提灯，也有端灯的等等。灯的样式也是千奇百态，斑斓夺目。

    元宵夜闹秧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习俗，在陕北各地县志中多有记载。据清光绪《米脂县志·风俗》中记：“春闹社火(伙)，俗名闹秧歌，又名阳歌，言时阳春歌以乐。”清·光绪《靖边县志》记：“上元灯节前后数夜，街市遍张灯火，村民亦名鼓乐，为装扮歌舞，俗名社火，取逐瘟疫。”另据民国《佳县县志》记：“元宵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日唱阳歌。”《绥德州志·风俗》曰：“  五日元宵夜……是夜金吾不禁，乡民装男扮女，群游街市，以阳歌为乐。”这些具体、生动的记述说明陕北秧歌早巳形成较完整的民间艺术形式。

    五十年代初。在陕北绥德、米脂等县出土了大批汉代画像石．证实远在东汉时期，陕北  就有了相当丰富、生动的古代乐舞和百戏活动。1984年在绥德出土的一尊汉舞俑，其姿态颇似当今陕北“踢场子”中“挎鼓子”(男角)表演的“金鸡独立”。1983年，在延安地区甘泉县出土的宋金画像砖．更是一幅极为珍贵的秧歌舞蹈形象。砖—亡雕刻一男青年，上穿短汗褂紧身对开门，用短带系结。双臂、手腕戴着像镯子一样的器物；穿大裆裤、脖子上围挂彩绸。头扎包巾。脚穿布鞋，手握长绸。舞姿颇似当今陕北秧歌的“三进一退”。这块画像砖的出土，证实我国宋金时期的陕北秧歌已经在民间广泛活动。为探讨秧歌的源流提供了可靠的文物例证。而在民间，还有秧歌是后人为祭祀兴周灭商的姜子牙而闹起来的说法，故称其为“牙歌”。 

    秧歌中积淀着多种多样的古文化意识。“阴阳五行”是我国古代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沦，它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意识。在陕北秧歌中也渗透着这种“阴阳五行”的影响。

    至今流传的神会秧歌、“老秧歌”，仍讲究阴阳的相关系。在队形变化中也强调天、地、水、火、山、雷、风、泽”八卦的排列布阵。显示陕北秧歌与祭祀活动，“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道教文化有着一定的血缘联系。

    佳县沙坪村的老秧歌．由二十八人组成，当地俗弥“二十八宿秧歌”。传说它反映的是“紫微星”刘秀带领二十八人星宿下凡，治国安邦、驱邪除魔，致使天下太平，万民欢庆。民间从此才有了秧歌。愉林市芹河乡保宁堡的“神会秧歌”÷米脂县郭兴庄乡榆林洼村的“敬神秧歌”。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祭祀摊礼和末代民间舞队的活动方式。

    1942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使陕北秧歌的创新、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以崭新的风貌登上革命文艺舞台，成为人民欢庆胜利的象征载入新文艺的光辉史册。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陕北秧歌演变至今，大体上还保存着下列三种组织形式。

    1．二十八宿秧歌

    秧歌队由二十八人扮成神的形象。伞头指刘秀(紫微星)，其他人扮以东方甲乙木，为蛟、狼、蟹、犴四星；南方丙丁火，为猪、蛇、虎、猴四星；西方庚辛金，为牛、羊、狗、龙四星；北方壬癸水，为豹、猿、蝓、蚓四星；中方戊己土，为貉、雉、蝠、獐四星；日方为鼠、马、兔、鸡四星；月方为狐、鸟、燕、鹿四星。这种二十八星宿秧歌队角色完全是拟神化的人物。以金、木、水、火、土、日、月为七个首星，每星立四方，共二十八位星宿。目前这种秧歌形式只在佳县沙坪村还有保存。

    2．传统老秧歌

    传统老秧歌多属神会秧歌，保存着鲜明的祭祀特色和傩仪遗风。角色均由男性扮演。伞头手持“灯笼伞儿”，身后跟随两个“门神”，手持擀面杖(或马鞭)。传说是姜子牙的“赶神鞭”。接着是文、武身子俗称“挎鼓子”、“包头”)若干人。队尾则是丑角。如“蛮婆”、“蛮汉”、“毛达子”、“教书先生”、“算命先生”、“货郎”、“卖豆芽女”、“唐僧师徒”、“二流子”等。颇似宋代民间舞队的人物角色和组织结构。演出过程仍保留谒庙、沿门子、搭彩门、转九曲等活动形式。

    3．新秧歌

    是在传统秧歌的基础上改革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秧歌队的角色和形象均以当今人物为主体，多属集体群舞表演，在统一节奏、动作、服饰、道具下进行表演。有的全体拿伞称伞舞，有的拿扇休扇舞，也有腰系红绸带称红绸舞等．使秧歌表演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

    陕北秧歌的表演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踩大场。俗称“大场秧歌”、“扭大场”。一般在广场进行，属全体秧歌舞队的集体舞蹈，是陕北秧歌最大、最为壮观热闹的一种表演形式。参加人数不限。常和其它民间艺术组成庞大的民间舞队。但必须统一在一个伞头的指挥下进行。要求情绪热烈欢快、舞蹈大方优美、节奏整齐划一。

    基本表演程式为：伞头执伞、虎撑(过去民间游医转乡看病时手摇的一种铁圈)发令(新秧歌用哨子)，鼓乐齐鸣，秧歌队员身着彩服、手持各种道具，在伞头的导引下翩翩起舞，放声高歌。表演开始扭大场，引出各种队形，当走成“太阳圈”图形时，伞头走在场中心开始领唱，众接唱每段的尾句，俗称“接后音”。演唱若干段后，再穿插其它表演形式和小场节目，最后再扭大场直至结束。

    2．小场子，俗称“闹回回”。有二人、三人、四人或多人的不同表演形式，舞蹈以各拳术套路和秧歌舞步结合，根据演唱的内容也做一些即兴式的生活动作。至今流传的“陕北踢场子”就从这种形式演变而来。

    踢场子有以下三种：

    其一，二入场子。属一男一女表演的舞蹈形式。男角俗称“挎鼓子”，女角俗称“包头”。在传统的踢场子中，多表现青年男女或一对新婚夫妇间的嬉戏逗趣。

    其二，三人场子。属一男二女表演的三人舞。表演诙谐幽默，具有很强的喜剧色彩。

    其三，多人场子。又称群场子。一般由四人、八人或十六人表演。这类场子是在二人场子的基础上发展的。表演时，强调动作整齐、画面统一，突出舞蹈表演的整体性。表演中仍以两人为一组。舞蹈动作的运用、表演的程式均与二人场子相同。

    踢场子在表演风格上有文、武、丑三种流派。

    “文场子”，又称“软场子”、“胭粉场子”。绥德、米脂两地均属此流派。其表演特征，男角潇洒俊秀、质朴明快；女角柔美飘逸、细腻传情。整个表演保持节奏流畅、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动静相依、刚柔相济的特点，榆林著名艺人李增恒就属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

    “武场子”，又称“硬场子”、“功夫场子”。吴堡、清涧两地属此流派。以突出男角的武艺为特点，由于舞蹈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拳术，使其显示深厚的功夫特点，男角动作粗犷敏捷、奔放刚健；女角轻柔秀美、稳重：欠方。整个表演节奏铿锵．对比鲜明，形象生动，神情并茂。

    “丑场子”，又称“老人场子”、“顺风场子”，佳县等地大多属此种。实指蛮汉、蛮婆一类丑角表演的场子。表演动作夸张滑稽、诙谐幽默。情节妙趣横生、变化多端，具有喜剧特点，做到丑中见美、谐而不俗，让人们在笑声中受到启迪。不同的风格流派．充分体现了陕北踢场子风格、流派的多样化特点。

    陕北秧歌动律鲜明、节奏欢快。尽管陕北各地民间秧歌的扭法不尽相同，但“扭”、“摆”、“走”则是基本的规律与特点。正如民间艺人所说，扭秧歌就讲究“走的要轻巧?摆的要花哨．扭的要活泛；看挎鼓子要看个架势．踢打蹦跳要麻利，这才是好把式；看包头女要看那儿步走。一溜跑，好像水上漂”。这是民间艺人和观众对踢场子风格特点的形象总结。

    陕北秧歌的音乐包括鼓吹乐和唱秧歌两个部分。鼓吹乐多选用唢呐曲牌；打击乐则有专用的锣鼓谱；唱歌多以固定的曲调填上即兴编创的歌词进行演唱，除了一些具有叙事内容的歌词外，多以抒情为主。

    队形图案是陕北秧歌重要的表现手段，也是陕北秧歌特有的组成部分。民间有一种说法：”映歌队闹的好坏，要看场子图案走的花不花、多不多、地道不地道。”这句话说明队形图案在映歌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表演过程中，队形图案的变化和运用均由伞头掌握和选择。

    陕北秧歌的队形图案，通过精巧的构图、多变的队形、浩大的场面，进一步表现陕北劳动群众的智慧、才能和艺术创造性，显示人们对美的艺术趣味的强烈追求，也是民族传统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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