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西在古代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古长安是封建帝王建都最多、历时最长的地方，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宗教文化在这里有过较充分的发展，除道教源于本国外，从外部传人的佛教、教、基督教、天主教都在陕西得以生衍，其中以佛、道两教影响最大。 

    道教源于古代巫术，由东汉张道陵倡导，尊奉老子为教祖，初时，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所以又叫“五斗米道”。南北朝、唐、宋时期最盛。韦述《两京新记》载：唐天宝(公元742年)以前，古长安有道土观10座，女观6座。现存的西安城东的八仙庵，初建于宋代，殿内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和八仙的神像，隐蔽在周至县境崇岭北麓的楼观台，峰峦叠翠，古木参天，茂林修竹，清涧流泉，风景十分优美，相传老子曾经此说经讲道，它是传播道教较早的重要据点之一，而依山势建立在榆林地区佳县白云山上的一组壮丽古建筑群——白云观，则是陕西现存最大的道观，上山道路由黄河西岸直上，陡立腾空，经600余级，直达山顶，远眺宛如瀑布飞流，人行其上，惊心动魄，古称“神路”。白云观影响及于毗邻各省区，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是白云观最隆重的道教节日，届时举办庙会，陕西各地及内蒙古、山西、宁夏、甘肃的各族人民都要到此朝拜、游览和开展贸易活动。

    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人中国，经东汉、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佛经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到了隋唐，中国佛教达到鼎盛，并形成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据韦述《两京新记》载：唐天宝以前，古长安有僧寺64座，尼寺27座。至今仍存于秦地的著名寺庙、佛塔有：慈恩寺，它是唐代京城内最宏大的寺院，寺内矗立着高达64米的大雁塔，据记载，此塔是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为安放玄奘和尚从印度取回的佛经、佛像而建造的，荐福寺内的小雁塔；采用密檐式建造，玲珑秀丽，与大雁塔的雄伟壮观，互相辉映，大兴善寺，是古长安三大佛经译场之一，为我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青龙寺，创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日本“东密”的祖师空海和尚，曾在这里向惠果和尚学习密法，故青龙寺与日本密宗(真言宗)具有深厚的因缘；智果寺，位于汉中地区的洋县，寺内有一藏经楼，内藏明代佛经3000余卷，是一笔珍贵的文化宝藏。

                                     二

    陕西人民的宗教信仰，以道教和佛教为主。在宗教活动中，音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和乐曲却不多，道教乐曲较多地存在于陕北佳县白云观中，佛教乐曲较多地流传于陕南汉中地区，至于关中一带，则道教乐曲和佛教乐曲均已属罕见，只在咸阳市属彬县、长武、旬邑各县尚可见到由道观传人民间的管子乐。

    (一)道教乐曲

    陕北佳县白云观创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北京白云观道士张真义、景真云、王真寿等带来半套经书，主持佳县白云观事务，在观中组织了道教乐班，一直延传至今。在承传过程中，历代都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演奏高手  (见《佳县白云观道教乐班简介》)。

    佳县白云观道教乐曲分鼓吹乐(海笛、管子主奏)、经韵(又称经歌)和锣鼓乐三类。使用乐器有海笛、管子、笙和小鼓、小镲、填臻(即双云锣，俗称二饼子)、坛臻  (即掌锣，俗称铛铛)，有时加配乳锣，大镲。管子为铜质或铝质、铁质，音域较窄。用于宗教仪式和诵经的有铙、钹、大鼓、大钟、磐、手铃、木鱼。在陕南，道教乐曲使用的管弦乐器与佛教所用相同，打击乐器与佛教所用基本相同。

    道教乐曲不很丰富，除少数道教本身的曲目外，一部分是从佛教乐曲中吸收过来的，如《西方赞》就来自佛教乐曲，用陕北青云山佛教的《三声佛》、《五声佛》和佳县白云观道教的《联奏曲》相对比，很难看出本质上的区别；在陕南，和尚、道土所奏乐曲，除经韵外，大多是通用的。再一部分就是来源于民间乐曲。道教乐班除从事宫观的法事活动外，也参加民间的丧事活动。民国初年，佳县白云观曾有两个乐班，外出打醮、做道场，各走各的，互不往来。为了承揽演奏业务，赚取生活费用，两个乐班竞争激烈。竞争迫使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同时为了博取群众欢迎，十分注意向民间学习。他们在和群众、民间乐人、戏曲艺人接触过程中，不断从民歌和唢呐曲牌、戏曲曲牌中吸取曲调，例如《张生戏莺莺》、《观花》(民歌)、《得胜回营》(唢呐曲牌)、《金砖套玉瓦》(戏曲曲牌)等。佳县白云观道人说，过去吹奏乐曲，多用本调(以“六”为宫)和背调(以“上”为宫)，乐曲旋律简单，速度缓慢，为适应当地人们的欣赏习惯，后来都改用甲调(以“尺”为宫)，速度变快，同时加花装饰，演奏效果比过去好，很受群众欢迎。这都是向民间学习的结果。

    (二)佛教乐曲   

    汉中地区是陕南佛教最集中的地方，著名寺庙有洋县的池南寺、上黎家寺、下黎家寺、智果寺、高原寺，城固的宝山寺、观音寺等。和尚除念经、修行外，还要在师傅的指点和严格要求下学习工尺谱和各种乐器，苦练演奏技术。在池南寺出家的杨子轩和在上黎家寺出家的黄学儒(杨之徒弟)就是学有成就的杰出的管子演奏家。寺庙一般都有自己的乐班，用于诵经、宗教仪式及民间白事。遇白事，有时主家请的乐班在两个以上(包括僧、道或僧、俗)时，就要“唱对坛”比高低。

    陕南佛教乐曲有经韵，即梵呗，是念诵性的歌唱，还有以管子主奏的鼓吹乐和锣鼓乐。使用的乐器有管子、笛子、二胡、板胡及大堂鼓、扁鼓(僧人称越鼓)、头鼓、板鼓、大锣、小锣、乳锣(又称包锣、斗锣、疙瘩锣)、铙、土铰、小铰、苏铰、手搿(ge)子(介乎碰铃与苏铰之间的铜器，厚度与碰铃相当，大小与苏铰相当)、五音云锣、铛铛等打击乐器。

    管子是主奏乐器，竹质，一般为艺人自制，发音孔有前七后一共八孔，筒音音高不统一，通常可以吹四个调：正调，筒音作Do；背调，筒音作bsi，开第一孔(顺序为自下而上)作Do，下五眼调，筒音作sol，开一、二、三孔作Do，上五眼调，筒音作fa，开一、二、三、四孔作Do；此外，尚有四眼调、初调的名称，很少用。

    从曲牌名称看，佛教乐曲的来源，有三种情况，一是寺庙本身相传的佛教乐曲，如《清举》、《三声佛》、《五声佛》、《往生咒》。二是沿用元明清南北曲曲牌，如《朝天子》、《对美人》，《豆叶黄》。三是采用、吸收民间器乐和戏曲的曲牌，如《鬼推磨》、《大开门》、《四合四》、《狗似恨》、《张良辞朝》。

    佛教传人中国不久，其音乐就融合了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越到后来，这样的成份就越多，以上即使是寺庙相传的专用佛曲，也带有浓郁的民间音乐色彩，而且像《五声佛》、《西方赞》一类乐曲，民间乐班也演奏，可以看出佛教乐曲与民间乐曲的密切关系。

    陕南佛教乐曲，就其结构而言，一般均为曲牌形式，其中有的穿靴戴帽，即前有引子，后有尾声，有的只戴帽不穿靴，有的只穿靴不戴帽。锣鼓乐合奏有联套形式，如《三瑕鼓》。

    佛教乐曲的演奏形式有“坐场”(即坐乐)与“行香”(即行乐)两种。“坐场”—一般用于寺庙佛事、庙会和民间白事中的灵前、经堂的演奏。“行香”一般在祈雨、迎神和民间丧葬的行进途中演奏。演奏的坐次(坐场)及队形排列(行香)，无严格要求，一般依照习惯。

                                   三

    陕西道教乐曲与佛教乐曲有区别，但又有互通。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魏晋南北朝以来，在对待宗教上，亦无严格区别，可以既信佛教又信道教，同时还尊奉儒家学说。南朝梁武帝就是从信仰道教转而信奉佛教的。基于这种思想观念，佛、道音乐相互学习、吸收，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隋书》说，梁武帝所制的佛曲中，有《仙道》、《神王》等篇，《唐会要》有将佛曲改为道曲名称的记载，唐·南卓《羯鼓录》所录的《诸佛曲调》10曲中，有3曲是道曲，其中《卢舍那仙曲》的曲名，更是佛、道合壁，因为“卢舍那”是佛，“仙曲”就是“道曲”。道家借用佛教仪式和佛教乐曲，那是常有的事。所以道教乐曲与佛教乐曲在演奏风格上虽有不同，但远不如它们的地方特点来得明显。例如陕北的道曲、佛曲，与陕北民间乐曲一样，都表现为拙朴清淡，陕南的道曲、佛曲，与陕南民间乐曲一样，都表现为委婉细腻，这些特点成为主要的因素，使道曲、佛曲之间演奏风格的差异，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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