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市文联　戴紫

　　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之一。自商周以来，华夏音乐三千余年的发展史上，出现了品类繁多、表现力强大的百余种乐器。先秦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乐器就有六七十种，包括打击乐器的钟、磬、鼓、铃等，吹奏乐器的排箫、管、埙、笙等，弹弦乐器的琴、瑟、筝、篪等。汉以后陆续传入的外来乐器，则有箜篌、琵琶、筚篥、羯鼓、铜钹、羌笛、唢呐、扬琴等，并不断和中原文化融汇，演变成今天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其中，弓弦类的胡琴衍生成一个乐器家族，包括二胡、四胡、板胡、京胡、坠胡、粤胡等，成为各地民间戏曲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

　　在种类繁多的民族乐器中，古琴具有特殊的文化蕴涵，以至超出了一种乐器作为器物本身的意义。

　　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古琴被赋予了很强大的道德功能。《旧唐书·乐志》：“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乐府诗集》据以发挥道：“琴者，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据说，“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与此相应，就有了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贤”弹琴的传说，以及他们留下的琴曲的名目。而琴曲的名称也有了道德色彩很强的阐释，如“和乐而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徳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

　　这一类的说法，虽然不无牵强之嫌，但毕竟是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角度立论，因而还是被广泛接受，助推了“琴文化”的升格。

　　在士人的话语系统里，古琴被赋予了较多的与人格修养密切关联的文化内涵。尽人皆知的《陋室铭》写道：“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是贫穷、物质匮乏的表现。“何陋之有”，是对自己人格、精神财富的自信。而这种精神财富的重要表现，就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做什么？“调素琴、阅金经”。不做什么？“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案牍劳形”指代官场公务，“阅金经”则喻指超脱达观。有趣的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都涉及了音乐。“调素琴”是清净心、“吾德馨”的表现，“丝竹乱耳”却是富贵场中热闹而鄙俗的气氛。显然，这里的“素琴”代表着淡泊名利、高尚人格、诗意生存的人生追求。

　　把“琴”与人格象征、人格追求联系到一起的作品，历代有很多，其中生动有趣而又影响广远的，如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当时，欧阳修参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革新，力图改革吏治。新政失败，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改知颍州等地。他以“六一居士”自命，显然含有乐天知命的意味，但也表现出不向保守势力低头的另类抗争。这里，居士而称“六一”，“琴一张”便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了。

　　古琴的文化意蕴十分丰富。除了上述内涵之外，在不同的语境中还表现出诸如从容的人生姿态，美学的哲理性思考，对友谊的“知音”的向往，在横暴恶势力面前的不屈精神等。

　　如《吕氏春秋》中记载孔门弟子宓子贱的从政姿态，他知人善任，把属下的能力与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而本人则从繁冗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从容而又高效地落实了领导者的责任。“弹鸣琴”，既是摆脱了“事务主义”后的闲暇姿态，也是给下属、给民众的一种信号，一种“平心气”——敉平躁动的社会心态的信号。

　　表现美学思考的则如《乐府解题·伯牙操》：“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成连曰：‘吾师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意。’与俱往，至蓬莱山，留伯牙曰：‘此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闻水声澒洞，山林杳冥，禽鸟啼号，乃叹曰：‘吾师谓移人意者，谓此也。’援琴而歌，顿悟其妙旨。”这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传说。伯牙是最有名的琴师，他的老师成连先生似乎带着几分仙气——海中、蓬莱，都是指向仙境的意象。这个传说影响深广，给古琴及其演奏增加了几分高妙的神秘色彩。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传说既含有自然天籁为最高艺术境界的理论思考，也艺术地渲染出琴极其丰富的表现力，以及琴艺应该在摒弃一切尘俗影响下清净顿悟的道理。

　　与伯牙相关的另一个故事就流传得更为广泛了，那就是他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以及“高山流水”琴曲的缘起由来。故事为了突出知音的可贵、知音的难得，构设了一个“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的情节。这一情节虽然于情理不无可议，但因其极端而给人深刻印象，在渴求“知音”的故事序列中（其他如庄周与惠施等）允称翘楚。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个通俗的文本中，故事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包括钟子期的安贫乐道、孝敬养亲，俞伯牙的重金赠友、慧眼识才，等等。这个文本传播更加广泛，戏曲、曲艺都有“伯牙摔琴”一类的曲目。审视这些文本，我们会发现，挽结所有情节的中心要素乃是一张古琴。是琴奏出了“高山流水”的妙音，是琴引发了“知音”的互赏，是琴见证了生死不渝的友谊，还有因琴而彰显的孝敬、重义、爱才等美德。可以说，古琴这一乐器因伯牙、子期而具有或增强了多重文化意蕴。在历代文人笔下，古琴的文化意蕴不断被渲染。“拂彼白石，弹吾素琴”（《幽涧泉》），“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钟期久已殁，世上无知音”（《月夜听卢子顺弹琴》）。最为世人赞赏的当属《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间高士脱略形迹、率真放达的诗意栖居，都聚焦到一张素琴上。

　　另外，写琴声美妙、琴韵悠远的诗作也很多，如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湾。颍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在诗人笔下，琴的音响效果与感染能力都臻于神妙。又如欧阳修的《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把琴韵与天地秘奥相联系，从而也把对琴的欣赏提升到悟道的水准上来。

　　要之，琴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赋予了多方面的意蕴。特别是在士人雅文化中，淡泊、宁静、脱俗、从容、知音、友谊等人生追求，往往借助于琴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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